我們的軍人依靠著一腔熱血，懷揣最樸素的保家衛國的信念，手持最原始的武器，與武裝到牙齒的敵人在抗爭。這種抗爭從一開始，就意味著悲壯和慘烈。
放眼中國曆史，文天祥起兵反元，也曾經被俘過，但並不能因為他被俘就不能說他是英雄。飛將軍李廣也曾經被俘過，但不能因為他被俘就抹殺了他的功績。
文天祥和李廣都是英雄，然而方先覺卻沒有被當做英雄。甚至這幾十年來，他一直背負罵名。
我所有找到的，關於方先覺投降日軍的最早記載是日本戰地記者小田島所寫的一篇報道，這篇報道刊載在日本1944年8月13日的《朝日新聞》上，原文翻譯成中文如下：
“該軍長等旋隨部隊前往投降談判場所塗仁中學，我部隊長偕幕僚長以下諸人，於8日午前10時45分在學校防空壕內開始談判。壕內置有一張木桌，部隊長坐在正麵，方軍長坐在他的對麵，該軍長兩側為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以下……部隊長打破緊張的空氣，以嚴重的口氣凜然地說：‘本官以日本軍最高指揮官的資格向貴官提出這樣的要求’。他拒絕了敵軍所提出的七項投降條件，提出我方麵的無條件的投降要求書，並且很嚴厲的說：‘請及時答複。’部隊長的視線集中於軍長的臉上。方軍長聽了翻譯的話以後．低聲確定地答道：‘服從這個要求。’部隊長說：‘至於解除武裝的事回頭聽日軍指示。’這樣，衡陽守軍全麵地向我軍無條件投降了，時已12時，在投降書上簽了名的軍長的臉上表現了動搖不定的恐懼，最後我某參謀長向方軍長要求道：‘請命令衡陽重慶軍即時停止戰鬥行為。’方軍長當即請參謀長命令全軍停止戰鬥。方軍長會同我部隊長又把服從全麵投降的事告知各師長，各師長也都無異議地同意了。部隊長最後聲明：各師長的身份，皇軍負保障之責。這感動了投降我軍的敵將們，會見終了後走出來的方軍長及各師長的臉上浮現了一些安靜的情態。”
此文刊登後，國內的報刊競相刊登，而武漢政府的報紙還在文章中出現了這樣的句子：“方先覺的軍隊接受了日本的改編，名為‘先和軍’，方先覺任軍長，兼省主席。”
於是，方先覺被中國人罵為漢奸，而子虛烏有的“先和軍”也開始蔓延，像流感病毒一樣讓人們信以為真，並寫入了一些書籍中。
真實的情況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記者的這篇報道。
首先人物不詳，日軍的“部隊長”是指誰？是指日軍第十一軍司令橫山勇，還是指一一六師團師團長岩永汪，抑或是別的師團長？
其次，方先覺商議的，並不是七項投降條件，而是三項停戰協議。而且，停戰協議是日方提出來的，不是方先覺提出來的。
再次，雙方停戰是在中央銀行地下室第十軍軍部協商的，不是在塗仁中學。是日軍來到了第十軍軍部請求停戰，不是方先覺來到塗仁中學請求投降。
還有，曆經47天慘烈廝殺的方先覺將軍，在日軍所謂的“部隊長”的嗬斥下，竟然“臉上表現了動搖不定的恐懼”，而走出會場的時候，“臉上浮現了一些安靜的情態”。想想可能嗎？方先覺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麵對手下敗將怎麼會有恐懼之色；而簽訂投降書，明知道會留下千秋罵名，而臉上竟然會帶著安靜之色。日本這個名叫小田島的記者，真會編故事。
事實上，1944年8月8日的早晨到中午12點，方先覺將軍和孫鳴玉將軍從來就沒有離開第十軍軍部的中央銀行地下室。
日本記者拋出這樣一篇文章，目的在於瓦解中國人的鬥誌和信心，用《三十六計》中的計策來說，這叫反間計。
那麼，8月8日這天的衡陽到底是一幅怎樣的情景？發生了哪些事情？
8月8日全天，衡陽城裏中國軍隊仍在抵抗，沒有人接受投降，沒有人放下武器。
曾在衡陽保衛戰中一炮轟死日軍師團長佐久間為人的炮兵連連長白天霖在戰後去了台灣，他編撰了一本《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的書。書中寫道：“衡陽陷落之日（8月8日），由於我官兵義憤填膺，各自為戰，滿城盡是槍聲，處處阻擊敵人，以致引起敵軍憤怒，肆意屠殺。而手榴彈爆炸之聲，此起彼落，遂成為我官兵集體殉國與敵偕亡之體炮矣！此時仍有7 000餘傷患員官兵，於頹壁中痛苦呻吟，或舉槍自殺，或跳井投江，或懸梁而亡；重傷不能行動者，爭求輕傷者或持械官兵補他一槍，以了殘生，其慘狀非筆墨所能形容！”
盧慶貽、童紀統也說，8月8日這天，守城官兵仍在與日軍廝殺，喊殺聲震耳欲聾，中央銀行外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著鮮血，敵我雙方的屍體堆積如山，疊摞在一起，無處插腳。
這就奇怪了，既然中日兩方仍在廝殺，何來兩方指揮官坐在一起談判，又何來方先覺接受投降？再說，日本報道中的“塗仁中學”，我曾經問過一些衡陽城裏上了年紀的人，都不知道當時有這所中學，就算有這樣一所中學，那麼這所中學一定不會位於中央銀行地下室，一定距離中央銀行還有一點距離，而當時中央銀行外戰火紛飛，槍林彈雨，那麼方先覺又怎麼能穿越炮火和槍彈，從中央銀行來到一所中學？而且，大戰還在繼續，中國軍隊的軍長、師長們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引起更激烈的戰爭，他們又是如何穿越這段生死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