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8日斯諾同毛澤東談話紀要
毛澤東：上次，1965年，我就叫你找我嘛，我早就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麵內戰，all－outcivilwar，我也學了這句話，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你不搞這個東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
斯諾：是不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
毛澤東：就是那個時期。1967年七月和八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這一來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數還是好的，有少數人是壞人。這個敵人叫“五-一六”。
斯諾：我記得你說過：“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
毛澤東：就是啊。什麼叫民族啊？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層、剝削階級、少數，這一部分人可以講話，組織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廠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沒有這些人就不能組成民族。
中國是貧農多，占百分之六七十，還要加上中農，要團結中農。至於富裕中農，他們每日、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這是列寧說的話，不是我們創造的。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農民這麼多啊。工人階級人數不那麼多，工人階級也年輕。工人階級好也好在這裏。在你們那些國家，搞革命也比較困難，壟斷資本厲害得很，它的宣傳機器那麼多。中國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幾億人口裏麵隻有八九十萬基督教徒，二三百萬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萬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龍王，有病就信，無病就不信，沒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諾：我認為，你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是很重要的。
毛澤東：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裏，年紀老了，不能幹事了，養起來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勞動相結合，逐步逐步來，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於人。
毛澤東：你們的尼克鬆總統不是喜歡Lawand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歡那個law（法律），是喜歡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還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
斯諾：是不是新的憲法裏要寫上罷工？
毛澤東：新憲法要寫上。所以我說中國很落後，兩個東西，又很先進，一個先進，一個落後，在進行鬥爭。
斯諾：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領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到鬥爭的終止。
毛澤東：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麼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國革命不能勝利啊。多災多難啊，我們這個黨。
斯諾：你覺得黨現在怎麼樣？
毛澤東：不怎麼樣。
斯諾：是不是好一點了？
毛澤東：好一點，你說好一點我讚成。你說中國怎麼怎麼好，我不讚成。兩個東西在鬥，一個進步的、一個落後的。
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讚成。一個是講假話，口裏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實際上下麵又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麼踢我啊？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裏嗎？講假話。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後頭用步槍、迫擊炮。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鬥。
第二條我很不高興的，就是捉了俘虜虐待。紅軍、人民解放軍不是這樣的，他們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搜腰包，發路費回家，不槍斃，軍官都不槍斃，將軍那樣大的軍官都沒有槍斃嘛。解除武裝了嘛，不論是士兵還是軍官，是大軍官還是小軍官，解除了武裝嘛，你為什麼還要虐待啊？我們曆來就立了這個規矩的。所以許多士兵在我們的感化下，一個星期就過來了，一個星期就參加我們的隊伍打仗了。”
在1960～1970年代，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的社會背景對整個中國、對執政者而言可以說是一道坎。毛澤東當時已經發現，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三十年以後，人民群眾需求的滿足已經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當時更多地從政治上去考慮這個問題，要讓人民群眾發出聲音來，於是在全社會自下而上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雖然這個決策的結果是錯誤的，造成了中國十年的空前浩劫，但是他的動機並不是錯誤的，毛澤東心底的希望是要讓基層的人民群眾能夠發出聲音來，能夠對執政黨的塑造、對國家的政治走向形成一定影響。實際上，毛澤東做出“文化大革命”的決策是對權威時代的一種反思與改良，是對個人崇拜的一種潛意識的摒棄，他在領導地位上的著眼點已經不局限於中央政治圈子，而是超前地從個人得失與政治地位，憂國憂民地放眼到廣大人民群眾與社會階層上，這個初衷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是執政者、領導者治理社會所必須認真思索的根本出發點。所謂的後權威時代，是在人們的生存與安全的需求已經滿足後，執政黨由奪取執政到鞏固政權的過程中，怎樣回歸黨的實質，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在為人民服務中創造價值。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在世界舞台崛起留給後人最寶貴的經驗。正象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說的一樣，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正像我們黨的宗旨——實事求是所言，在如今權力變遷的時代，領導怎樣為人民服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我們怎樣按照當時共產黨的“三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傾聽群眾的呼聲，提出正確的施政方向，轉變為通過社會機製的變革，通過管理向領導的轉化，形成整個社會上下一致、左右協調的穩定格局，形成調動群眾積極性、集中中華民族智慧的一種大的態勢。所以，以管理為基礎的傳統權威，是我們必須反思與審視的，以領導為基礎的後權威時代對領導者的領導行為與工作方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領導者如何認識並把握由管理的權威時代向領導的後權威時代轉變趨勢中的機遇？領導者如何以不變的服務理念來應對萬變的世易時移？領導者怎樣更新自身執政的理念與模式並貫徹到實際工作中，這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並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