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陶淵明開導少年的方法，就是運用循循善誘、層層遞進的方法。第一步，以禾苗的生長為例，先說明“勤學則進”的道理。其中，他並不是直接亮出答案，而是讓少年先觀察禾苗，後思考，再提問啟發，爾後又由此及彼，把禾苗的生長與讀書學習有機地聯係起來，最後順理成章地闡明其中的道理。第二步，又用磨刀石磨損來形象地說明“輟學則退”的道理。中間又引而不發，讓少年深入思考，然後再指點一番，使少年恍然大悟。陶淵明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正一反，形象生動，恰到好處，相輔相成，頗能說明問題。
◎層層遞進增強語言的力量
在論辯過程中緊扣論題，從一點切入，由小至大，由遠至近，由淺到深，由輕到重，逐層展開，直至揭示論題的本質，進而達到誘敵就範的論辯方法。恰當地運用層層剝筍術，可使我們的論證一步比一步深化，增強我們語言的雄辯力量。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兩位著名的國民黨愛國將領手下的軍官一時衝動，堅決要殺掉蔣介石。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親赴西安，力求事件的和平解決。
麵對那些對蔣介石憤怒異常、言辭激烈的軍官，周恩來劈頭就是一句反問：“殺他還不容易，一句話就行了！”
非同尋常的一句話讓在場的國民黨軍官們平靜下來，周恩來緊接著連發五個問題，層層剝筍：“可是，殺了他以後怎麼辦呢？局勢會怎麼樣呢？日本人會怎麼樣？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會怎麼樣？各位想過嗎？”
由於平時確實沒有好好想過這些問題，大家於是陷入了沉思。
這時，周恩來抓住“戰機”，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考慮問題的基本原則，把那些主張殺蔣的國民黨軍官們聽得心悅誠服。
西安事變，最後終於得到了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被蔣扣押。東北軍的一些軍官得知後，錯誤地把仇恨發泄到東北軍的高級將領身上，還錯誤地對共產黨沒有把張學良救回來很有意見。他們暗殺了幾名東北軍的高級將領，又殺氣騰騰地闖進了周恩來的住所。
在這個緊急關頭，周恩來鎮定自若，霍地一聲站起來，猛地一拍桌子說：“你們要幹什麼？你們這是要救張副司令嗎？你們的行動恰恰是幫了蔣介石的忙，是蔣介石歡迎的！你們以為這樣幹就可以營救你們的張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恰是害了張副司令！因為你們的行動破壞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在犯罪！”
當時，闖進屋子的國民黨軍官們流下了淚水，立即跪下來向周恩來認錯請罪。
撲朔迷離的問題，可以經由層層剝筍而真相大白。周恩來由輕而重，由小而大，道理層層深入，感情層層深化，促人猛醒，明事曉理，可謂大家風範。
93捕捉破綻，窮追猛打
抓住對手的破綻，給予致命的攻擊，比單純的攻擊對方的論點要有力的多，通常情況下，這樣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尋找缺口，反駁對手
辯論的過程是一個對抗與反對抗的過程，而對抗中又以例證對抗為常見。以例證對抗為例，談一下反對抗技巧。
有一些對抗的例證，表麵看來牢不可破。實際上如果稍作推敲還是可以反對抗的。
在“女性比男性更需要關懷”辯論中，正方為了論證中國文字反映的男尊女卑，舉例說：
中文有兩個字表示結婚的概念，一個是“娶”字，另一個是“嫁”字。男人是“娶”媳婦，女人是“嫁”給男人，那這個“娶”字它表示一種主動性，“嫁”字它表示一種被動性。（笑聲，掌聲）請回答！
反方馬上以牙還牙：
同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發現中國字的“好”字和“妙”字都是一個褒義詞，那麼請問“妙”字和“好”字是不是用“女”字旁開頭呢？（掌聲）
當反方舉“好”和“妙”進行對抗時，正方束手無策了。其實，正方完全可以在反方的例證上做文章，做出反對抗：“妙”可以拆為“女”和“少”，“好”可以拆為“女”和“子”，從造字角度看，這都是兩個會意字，也就是“女”性“少”方為“妙”，“女”性得“子”才叫“好”。這豈不正表明了女性受壓抑的社會地位了嗎？
上麵例子表明，從構成對抗的例證本身發掘於己方有利的觀點或材料，可以有效地進行反對抗。
不是所有的對抗例證都存在著漏洞，更多的情況下，辯方的對抗是嚴謹縝密、毫厘不差的。這時候，避開對抗的衝擊力，從側麵突發反問進行“強攻”，是行之有效的反對抗技法之一。但是有一點，這個反問必須直接攻向對方的立論點，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則就會影響反對抗的力度。
我們來看關於“治愚比治貧更重要”的辯論中的一段辯詞：
正方：一位名作家寫了本書《愚昧比貧窮更可怕》，說明了治愚比治貧更重要，可見對方同學似乎是沒有看過這本書呀！
反方：中國政府說，生存權、溫飽權是人的第一權利。對方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