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陳虻不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點，我接到同事短信：“陳虻病危。”
去醫院的車上，經過新興橋，立交橋下燈和車的影子滿地乩晃，我迷糊了，兩三個月前剛見過，簡直荒唐……不會，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許，就不會發生。
一進門，一走道的人，領導們都在，我心裏一黑。
走到病房門口的時候，他們說陳虻已經沒有任何反應。
房門關著，崔永元一個人站在病床邊上，握著陳虻的手。
我站在門外，透過一小塊玻璃看著他們。
陳虻一再跟我說，評論部裏，他最欣賞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說：“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後，我回來工作，抱著混一混的心態。我也幹不動了，也沒心思幹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個節目收視率極高，其實是投機取巧。我內心裏其實是看不上那個節目的，一輩子做那個東西，收視率再高也沒意義。”
陳虻那個時候是副主任。小崔說：“他審我的片子，很不滿意，但他體諒我，知道我生病。片子裏現場觀眾連連爆笑，他坐在那兒一點表情都沒有，我就知道他心裏怎麼想。他不希望我這樣，但又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也不知道怎麼和我說。”
片子錄完，陳虻要簽播出單。
小崔說：“每次去找他簽字，他還問我身體怎麼樣。我說挺好，然後就走了。其實我很難受，我也知道這麼做不好，但我當時沒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邊，握著陳虻的手，我站在門口，從小窗口看著他倆。
崔永元說過：“我們這撥人可能都這樣，或者累死在崗位上，或者徹底不幹工作，沒中間道路，做不到遊刃有餘。”
崔永元和白岩鬆是“東方時空”原來的製片人時間發掘的，剛來評論部的時候，飯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說是時間厲害還是陳虻厲害？”他倆是一個戰場上的戰友，也是業務上的對手。
我第一次參加評論部的會，剛好是時間最後一次主持。他要離開了，坐在台上，一聲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煙，底下一百多號人，鴉雀無聲。
他開口說：“我不幸福。”
又抽了兩口，說：“陳虻也不幸福。”
他是說他倆都在職業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輕鬆地把它當成生存之道。
說完，把煙按滅，走了。
我開的第二個會，是陳虻主持的。他接手了“東方時空”，正趕上十一長假後，開場是：“我不是來當官當領導的，我就是教練，不負責射門。我隻是盯著你們，誰也別想躲過去。”
他讓我們觀摩能找到的所有國外優秀節目：“你們要把每個片子拆分到秒，從每個零部件去學習。”
我接下茬：“看來是這輩子最後一個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說：“你說對了。”
散會後他找我談：“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為什麼？”
“因為他隻能專注一個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須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謀求幸福。”
我聽著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說，“一九九三年我要給‘生活空間’想一句宣傳語，怎麼想都不滿意。問到家裏，恨自己，恨到用頭撞牆，咣咣作響。睡到淩晨四點，突然醒了，摸著黑拿筆劃拉了這句話——‘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進去，你能做好事情麼？”
陳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說過：“陳虻是一個特傻的人，特別傻。看起來很精明，實際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講課時那個傻勁、他審片時那個表情，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救藥。”
陳虻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光學工程專業的，孫玉勝任命他當製片人時，他才三十出頭，部裏很多有資曆的紀錄片人，覺得他沒什麼電視經驗，有點抱臂旁觀。他上來就不客氣：“別以為你拿個機器盯著人家不關機就叫紀實，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場沒有？”
這話當然讓人不服氣，拿出一個片子讓他評價，陳虻看之前就說：“我跟你們打個賭，這個片子肯定沒有特寫。”
他們不信，一看果然沒有。
他說：“為什麼肯定沒有？因為攝影肯定不敢推特寫。為什麼不敢？因為他不知道推哪張臉。不知道怎麼判斷這個事兒，他怎麼推啊。推就是一次選擇。”
底下竊竊私語，意思是——你推一個看看？
他舉例子：“美國‘挑戰者號’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攝影機在場？但隻有一位拿了獎，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間，他轉過身來，拍的是人們驚恐的表情。誰都可以作選擇，區別在於你的選擇是不是有價值。”
他沒拍過什麼片子，說用不著以這個方式來證明自己可以當領導：“判斷一個運動鏡頭的好壞，不是看流不流暢，要看它為什麼運動。一個搖的鏡頭，不是搖得均不均勻，而是搖的動機是否深刻、準確。”他每年審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審片時，手邊一包七星煙，一包蘇打餅幹，十分鍾的片子要說一兩個小時，每次身後都圍一堆人。做片子的人當然都要辯解：“這個鏡頭沒拍到是因為當時機器沒電了”；“那個同期的聲音質量不行所以沒用”……
他就停下：“咱們先不談片子，先談怎麼聊天，否則這麼聊，我說出大天來，你也領會不了多少。”
膽子大點的人說：“聊天也不是光聽你的吧。”
他搖頭：“你不是在想我說的這個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這是排斥。這不是咱倆的關係問題，是你在社會生活中學習一種思維方式的問題。”
他有一點好，不管罵得多凶狠，“你認為對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訴你怎麼改，我是要激發你自己改的欲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過於熱衷一樣東西，這東西已經不是它本身，變成了你的熱愛，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點頭說對對。
他又來了：“你要聽懂了我的每一句話，你一定誤解了我的意思。”打擊得你啞口無言，他還要繼續說：“你別覺得這是丟人，要在這兒工作，你得養成一個心理，說任何事情，是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說你。我的話，變成你思維的動力就可以了。”
總之，沒人能討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審完片說“就這樣，合成吧”，那是他覺得這片子改不出來了。隻能繼續求他：“再說說吧，再改改。”他歎口氣，從頭再說。
審完片，姑娘們抹著眼淚從台裏的一樹桃花下走過去，他去早沒人的食堂吃幾個饅頭炒個雞蛋，這就是每天的生活。
陳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長椅上。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自己守在病房門口，不哭，也不跟別人說話。
我以前不認識她，在她右手邊坐下。過了一會兒，她靠在我肩膀上，閉上眼。她的臉和頭發貼著我的，我握著她手，在人來人往的走廊上坐著。
老範過一會兒也來了，沒吭聲，坐在她左手。中間有一會兒，病房醫生出去了，裏麵空無一人，我把她交給老範，走了進去。
陳虻閉著眼，臉色蠟黃發青，我有點不認識他了。
最後那次見，他就躺在這兒，穿著豎條白色病服，有點瘦，說了很多話，說到有一次吐血，吐了半臉盆，一邊還問醫生：“我是把血吐出來還是咽下去好？”有時聽見醫院走廊裏的哭聲，他會羨慕那些已經離開人世的人，說可以不痛苦了。說這話他臉上一點喟歎沒有，好像說別人的事。當時他太太坐在邊上，我不敢讓他談下去，就岔開了。
敬一丹大姐說，陳虻在治療後期總需要嗎啡止痛，後來出現了幻覺，每天晚上做噩夢，都是北海有一個巨人，抓著他的身體在空中掄。
是他最後要求醫生不要救治的，他想離開了。
我垂手站在床邊，說：“陳虻，我是柴靜。”
他突然眼睛大睜，頭從枕頭上彈起，但眼裏沒有任何生命的氣息：床頭的監視器響起來，醫生都跑進來，揮手讓我出去。
這可能是一個無意義的條件反射，也可能隻是我的幻覺。
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
這些年他總嘲笑我，打擊我，偶爾他想彌補一下，請我吃頓飯，點菜的時候，問：“你喝什麼？”
我沒留心，說：“隨便。”
他就眉毛眼睛擰在一起，中分的頭發都抖到臉前了：“隨便？！問你的時候你說隨便？！你已經養成了放棄自己分析問題、判斷問題、談自己願望的習慣了！”
這頓飯算沒法吃了。
但好好歹歹，他總看著你，樓梯上擦肩而過，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總結一下：“你現在成熟了，敢跟領導開玩笑了，說明你放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