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清代山西書院的時間分布：書院數量最多的是乾隆朝，其次是康熙朝，第三是光緒朝，三朝合計占曆代書院總數的48%。清康乾時期，山西書院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4.清代山西書院建設力量的對比分析：據《中國書院史》統計，就全國來說，官辦書院占56.67%，民辦書院占24.11%，加上創建人不詳的，那麼民辦書院的比例就從24.11%上升到42.7%。可見，清代官民兩種力量的對比，實際上維持在大體平衡的狀態。但在山西，官辦書院比例要高於全國，在184所書院中，民建書院37所，創建人不詳的約10所。比較著名的書院大多屬於官辦性質的，大部分書院官學化了。
5.清代山西書院與科舉的關係：大多數書院逐步將辦學重點放在科考上，書院已逐漸成為科舉製度的附庸。
6、改革時期的山西書院
清代中後期，為了適應變化了的學術形勢與教育需求，省級書院又有新的發展，除原來省會書院之外，又增設了一些在全省或兩省範圍之內招生的新生代省級書院。這批新興的省級書院其創建的目的，或是以經史實學去救書院墜落為科舉附庸的流弊，意在返回傳統，推古求新，重振書院事業；或是講求中學，引入西學，試圖以中西結合之方，為傳統的書院事業注入新的活力；或以講求新學、西學為主，嚐試著將中國古老的書院製度和西方近代教育製度接軌溝通，書院相繼出台了一些改章改課的措施，以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這批書院皆是改革的產物，記錄著書院製度由古代走向近代的曆程。清光緒八年（1882）山西巡撫張之洞奏準，選定太原府署之北寶賢堂舊址（今實驗中學東側）籌建的令德堂書院，就是這種性質的書院。
由於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於是變法自強，改革陳舊的教育體製，發展新學，成為朝野上下共同的呼聲。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等在《請變通書院章程折》中指出：“近日書院之弊，或空談講學，或溺誌詞章，既皆無裨實用，其下者專摹帖括，注意膏獎，誌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建議以令德堂為改革試點，改變書院製度。並提出：裁汰書院學生名額；修訂原有的書院章程；改革課程設置，詩文等課酌量並減，除經史外，兼學算學、格致等有用之學；另立水師、武備、船炮、器械及工技製造等類學堂。此奏經光緒帝批準施行。光緒二十四年（1898）經巡撫胡聘之奏準，將令德堂改為山西省會學堂，書院山長改稱學堂總教習。增聘西學副教習，按《京師大學堂章程》實行中西並課。除經史為必修課外，增設政治時務、農功物產、地理兵事、天算博藝等4門日課。學生人數由原來的50名擴增到了120名。但由於戊戌變法失敗，書院改製也以失敗而告結束，書院照舊辦理，停罷學堂。
光緒二十七年（1901）書院製度徹底廢除。清政府下令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為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為中學堂，各州縣改為小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由山西巡撫岑春煊奏準設立山西大學堂，在晉陽書院和令德書院的基礎上，成立了山西大學堂。令德堂的肄業生轉入山西大學堂，並接收了部分晉陽書院的學生。晉陽書院山長穀如墉為大學堂中學專齋總理，教習田應璜、張友桐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畢業生，令德堂實際上為中學專齋的創建準備了教學和師資條件。隨即山西各府、州、縣的書院也相繼改為中學堂或小學堂。至此，延續了千年之久的山西書院走完了它的最後曆程，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山西近代教育在書院的基礎上逐漸拉開了序幕。
山西書院從興起、發展、完善到最後廢止，經曆了近千年的曆史演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有過蓬勃發展的歡欣，也有過慘淡經營的辛酸有過濟濟一堂的弦歌笑語，也有過牆倒屋圮的頹敗荒蕪。山西書院對三晉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進與積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