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書院的界定
1.書院之名“書院”名稱的由來，要追溯到唐朝。唐開元年間，國家富庶，經濟和文化空前昌盛，唐玄宗任命學士馬懷素為修書使，專門負責國家圖書，並且組織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編輯國家藏書，還委派了官員負責管理，設立了乾元院。次年，乾元院改名麗正書院。開元十三年（725）唐玄宗設宴召集張說等人飲酒，唐玄宗非常高興，當眾宣布：“朕和眾賢士在這裏飲酒歡樂，就叫集賢吧。”於是麗正書院更名為集賢殿書院。唐玄宗任命張說擔任集賢院學士，管理書院事務。此時的書院就其性質而論並非教育機構，而是藏書、校書的圖書館。因此一些讀書人也將自己收藏圖書和治學的書齋、書室取名為“書院”。為什麼讀書人對“書院”二字情有獨鍾呢？原來從漢朝起，私人講學授徒的地方一直稱為“精舍”，或者叫“精廬”。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起來，佛教的經師們借用名稱，把傳經授徒的地方也叫做精舍、精廬。這樣混同起來，弄得僧俗不分，釋儒難辨，不知道精舍、精廬是哪一家的。而自視為正統的儒學先生們極不情願同僧侶們共用這一名稱，感到用“書院”來命名治學讀書、講學授徒的場所比較恰當，於是，用書院取代了先前的精舍、精廬。
唐代有一些私人創建的書院，它們大多是一些退避、隱居的儒家士大夫個人讀書治學的場所。山西也有稱之為書院的私人讀書處，如費君書院，在永濟縣中條山太乙峰下，邑人費冠卿讀書處。楊巨源有《題五老峰下費君書院》詩傳世。還有唐憲宗時（806—820）介休綿山的靜林書院，相傳為唐令狐楚讀書處。根據書院的定義，它們並不具有作為正式教育機構的性質，都不能稱為真正的書院。但其中的一些文化特征、功能與後世的書院有重要的聯係，也說明早期的書院絕大多數以讀書為主要功能。
2.書院之實五代十國時期，連年戰亂，官學廢弛，卻為民間私人興辦書院提供了機緣。人們要讀書求學，沒有官學可入，可以進入書院學習，這就為書院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當時，書院的數量雖然還不是很多，規模也不算大，但是由於有講授活動，書院已開始向私立教育機構的轉型。宋初，統治者仍在忙於軍事征討，無暇顧及興學設教，於是私人講學的書院遂得以進一步發展，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書院之實源於私學，與春秋學宮、漢代精舍一脈相承，吸收唐代修書院、讀書處的優長，五代時完成了傳統私學向書院的過渡，北宋時步入成熟發展期。
書院的興起，打破了學校單純官辦的傳統，開啟了書院教育與官學並行發展的教育體製。書院作為古代教育中出現的一種製度化的私學體製和教育組織形式，具有鮮明的私辦的自主性質，但又不同於古代的私人講學，二者有明顯的區別：過去私人講學沒有固定的校舍，一般都是以私人住宅為依托，書院已形成教學、藏書和祭祀三大事業的完備規製；私人講學沒有固定的經濟作長期穩定的支撐，書院一般都有穩定可靠的經濟來源；私人講學沒有嚴格的教學計劃和相應的規章製度，具有極大的隨意性，而書院則有明確的辦學方針、施教係統和製度；書院是一種大規模的教學設施和教學活動，是私學發展的一種高級形態，是在係統地綜合和改造傳統官學和私學的基礎上，建構的一種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又吸收了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製度，它是官學與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之後，我國古代教育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三足鼎立的格局，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
山西書院出現較晚，據今天能見到的史籍記載，萌芽於北宋時期。但是進行私人講學的活動早就開始了。山西最早進行私人講學活動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卜子夏。卜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又稱卜子，是孔子的學生。孔子死後，卜子夏在他的故鄉西河講學，開創了山西曆史上私人講學的先例；東漢時期的介休人郭泰，字林宗，也曾在家鄉“閉門教授，生徒數千”；隋唐時期的河東龍門人文中子王通，字仲淹，他的“河汾講學”，也屬於私人講學，那時還沒有書院這個名稱，但對山西書院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正統八年（1443）薛宣被削職後回到家鄉河律，繼續從事理學研究。他廣招門徒，設館教學，史稱“河汾授徒”。從秦楚吳越各地奔湧而來的學子齊聚河汾，河汾之地成為學術研究的中心。薛宣一方麵傳授給他們必要的知識，另一方麵向他們闡釋自己的學術見解，並且相互辯論，尋幽探微，漸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河汾學派”。後來薛宣退休還家後，再一次聚徒講學，直到天順八年（1464）去世。薛宣設館教學，並沒有用“書院”之名，但實質上具備了書院的性質。薛宣去世20年後，在他當年設教的地方，後人才創建了“文清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