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俠、醫、藝、妓、僧與道
1.俠的真假與社會認同俠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角色，古已有之。《韓非子?五蠹》上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可見在戰國時代，俠已然成為很重要的社會力量。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士與俠的界限不清，士中既有儒者，又有俠士。戰國四大公子———孟嚐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名震諸侯，勢可敵國，就是因為他們養士多。養士多則人才多，人才多則聲勢大。這些士中，不免俠義之士，比如自薦隨平原君出使楚國的毛遂，又比如追隨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朱亥，都可以看作古之俠士。加上後來刺秦王的荊軻，尤其影響深遠。但他們與後世所言的俠客之俠，其實還有區別。俠成為小說的主角，則在魏晉的誌怪小說中初露端倪，至唐宋傳奇而成大觀，很多著名的俠客，都出自唐宋傳奇。如虯髯客，如古衙押，如聶隱娘，又如《賈人妻》中的無名女子，如盜盒的紅線女，如《僧俠》的僧人與飛飛，人物眾多、事跡奇異，可說舉不勝舉。清代小說，魯迅先生將其劃分為五大類，即諷刺小說，如《儒林外史》;言情小說，如《紅樓夢》;狹邪小說，如《品花寶鑒》，《花月痕》;譴責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有一類便是俠義及公案小說，如《兒女英雄傳》和《三俠五義》。由此可見，俠與俠義小說在中國曆史上有著怎樣的影響。俠的本義，可以分為社會行為與角色二種。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指的就是見義勇為，打抱不平。作為社會角色，則是指那些以見義勇為作己任，且武藝超眾的人，這種人就是人們常說的俠客。六大名著中，有的寫了俠，有的沒寫，有的寫得細，有的寫得粗。《西遊記》是神話小說，無須寫俠，畢竟俠的本事再大，與神仙妖怪相比，還不在一個檔次。《三國演義》最講國事國體，寫俠客就有些不合時宜。《金瓶梅》一心在享樂，所以寧寫胡僧，不寫俠客。《紅樓夢》意在家庭，出個大俠，便與其風格不符，但續書中有一位護院的包勇，那功夫有些俠的意味，但其行為價值，終然與俠不似。《水滸傳》寫江湖英雄，既講義氣，又有俠氣。其中一些好打抱不平的情節，略加轉換，便可以作為俠義小說出現。如偷雞又盜甲的時遷，路見不平拔刀而起的武鬆，赤鬆林剪徑的史進，都有俠士的影像。但因為《水滸傳》雖講江湖，意在忠義，所以固有俠的基礎，後來的發展卻走到另一個方向上去了。雖然如此，魯迅先生把它與《三俠五義》掛鉤，看出其中確有俠的含義在的。寫俠寫得好，且留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儒林外史》。而且它的妙處，不在於寫了俠，而在於既寫真俠，又寫了假俠。真真假假，給人以啟迪。俠客首先要有義心，但還要有大本領，不是一般的本領，而是超人的武藝，諸如刀槍不入，飛簷走壁。這對於一個俠來說，正是他的本色，若沒有這樣的功夫，當個嘴俠可以，真的俠客起來，不免難堪者也。但也因此，俠便有了真假。真俠貨真價實，假俠就成了江湖騙子。《儒林外史》的俠中，給人印象極深的便有一位假俠真騙的張鐵臂。張鐵臂並非沒有功夫，所以牆也上得、劍也舞得，但想來也沒有太大的功夫，如果有真本領在，也就不會混跡於市井之間，以行騙為能事了。張鐵臂雖有功夫，但與俠字無緣，因而他不但與見義勇為的俠士風範無關，而且是一個專職的騙子。張鐵臂雖也練武，絕不與武人往來，因為那會影響他行騙。他的特點是專門研究一些貴公子的心理，借著他們虛榮、有錢與平庸，見縫插針，見機行事。書中婁府二位公子，正是這樣的“東家”。《儒林外史》寫張鐵臂行騙，饒有特色———又忙了幾日，婁通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兩公子秉了一支燭，對坐商議。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汙，手裏提了一個革囊，兩公子燭下一看，便是張鐵臂。兩公子大驚道:“張兄，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草囊裏是什麼物件?”張鐵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個恩人，一個仇人。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這草囊裏麵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裏之外，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舍身為知己用了。” ①如此等等。說了一篇，又賣關子道:“如不蒙相救，即從此遠遁，不能再相見矣。”言罷提起革囊要走。二公子趕忙攔住，說銀子小事，這人頭怎麼辦?張鐵臂說:“這有何難，我略施劍術，即滅其跡。但倉卒不能施行，候將五百金付去之後，我不過兩個時辰，即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末，頃刻化為水，毛發不存矣。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廣招賓客，看我施為此事。” ② 兩公子大駭之後，又是大喜，於是把500兩銀子拿出，這張鐵臂把“銀子拴束在身，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簷，行走如飛，隻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蹤去了。” ③這婁氏二兄弟一切信以為真，真的請高朋，備筵席，準備看張大俠的超人絕技。不想，左等也等不來，右等又等不來，直等得這革囊裏直往外冒臭氣。兩個公子哥打開一看，“那裏是什麼人頭，隻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麵”。 ④ 兄弟則聲不得，把這豬頭拿到廚房賞與家人們吃了。《儒林外史》的這段描寫，雖與俠的名聲有礙，但其影響極大，可以說，凡是讀過此書的，這個情節，無論如何，萬難忘記。其實這故事，並非是吳敬梓先生的原創，但他信手拈來，便成妙趣。《儒林外史》中也寫了一位真的大俠，就是鳳四老爺———鳳鳴歧。這老爺的武功端的了得。尋常房屋，他用膀子一靠，便刷刷的向下掉土。好在即使房子塌了半邊，卻又砸不傷他。不要說這些，就是動輒把人夾個半死的官刑，到他這裏，全然沒事。鳳四爺不但藝高，尤其品高。藝高隻可以稱奇，品高才可以稱俠。對於不平事，鳳四老爺最是愛管。雖然那管的方式，常常出人意料之外，而且又有些以毒攻毒的意思在內。對俠的讚揚，多在民間。對俠的批評，大約最簡練而能抓住要害的，莫過於韓非的那句話了:“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俠以武亂禁，說明他與法律有衝突。而與法律的衝突實際上也就是與當政者的衝突，這就是俠的兩麵性。一方麵，他要為社會行善事，事有不平，才有俠在;一方麵，他又繞過了法律和官府，或者說他的行為正好觸犯了法律與官府。俠的這種矛盾的境遇，顯示出它的獨特風采與文化品性。筆者在前麵討論宋江的忠與梁山的義時，曾說，忠與義是一個係統。但義與義有不同，有為忠服務的義，也有與忠沒有多大關係，卻在江湖中極有地位的江湖義氣。那就是說，義有二重性。義有二重性，俠則隻有一個特性，那就是仗義行俠，它隻有民性這一個方麵的傾向，而沒有與官性可一可二的品節特點。至於那些原本也“俠”過，也“義”過，後來都成為官府爪牙的，則那性質變了，變成不“俠”不“義”了。唯其民性，俠義之事在民間才大有基礎。因為他不是官性，卻常常能解決官府解決不了，或者不願解決的問題。比如一個平民百姓受到欺辱，去官府告他，沒錢;與他理論，沒力;和他爭鬥，沒勢;無錢，無力，無勢，這欺辱難道白白忍受了不成。恰當此時，來一大俠，問明原由，便給有錢人二拳，或踢兩腳，讓他爬在地上大叫饒命;或神不知鬼不覺便讓他財物盡失;甚至戴了麵具，便把他心愛的姨太太的首級平空取走。這樣的情節，我們在《三俠五義》一類的小說中，可說屢見不鮮。這就是說，俠的產生，有社會基礎。俠不生於治世，到處是包青天，海青天，於青天，劉青天，俠就沒有意義了。俠也不生於亂世，漢末大亂，群雄四起，也沒有俠的地位。俠產生於不治不亂之間。或者說，亂尚沒有大亂，治又不曾大治。官府已然腐敗，找包青天絕對找不見了，但又不是大亂，幾十萬上百萬人地逃荒、搶糧、起義。於是，沒了清官，來了義士。這義士或者就在你身邊，或者隻是一種美好的企盼。美好的企盼，正是小說家的領域，於是有心人把它編纂成書，便有了俠的文學形象。值得思考的是，直到今天，武俠小說尤其是港台的武俠小說在中國大陸依然盛行。這其中所反映的社會深層文化原因，確實值得人們思考。2.良醫與庸醫六大名著寫醫生，有粗有細，有長有短。《水滸傳》上有一位神醫安道全，寫得粗了，雖然醫術高明，把宋公明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但缺乏細節描寫，今人讀之，隻知其功，不明其術。寫醫寫得好的，還是《紅樓夢》和《金瓶梅》。《紅樓夢》上寫了好幾位醫家，既寫他們給史太君看病，也寫他們給晴雯一樣的丫環看病，還寫他們給秦可卿這樣的疑難病人看病。其中第十回，“張太醫論病細究源”，一問一論，皆有所來，一筆一劃，盡成文章。這是寫良醫。古來庸醫誤人不少。《紅樓夢》第五十一回，寫“胡庸醫亂用虎狼藥”。這胡庸醫就十分可惡。難怪賈寶玉一看他開的方子，便叫道:“該死，該死!他拿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 ①《紅樓夢》寫庸醫，寫得“急”，人命關天，焉能不“急”。《金瓶梅》寫庸醫，則寫得“醜”，把個庸醫的醜態，暴露無遺。這庸醫姓趙名搗鬼，不經他人介紹，慣常自報家門:在下小子，家居東門外頭條巷二郎廟三轉橋四眼井住的，有名趙搗鬼便是。平生以醫為業，家祖見為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篡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脈訣》、《加減十三方》、《千餘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無書不看。藥用胸中活法，脈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裏，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侯，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脈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吻，不能細陳。聊有幾句，道其梗概。 ②一通亂侃，說得天花亂墜，再以那幾句“梗概”，卻是嚇煞病人。其梗概曰: 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隻會賣杖擺鈴，那有真材實料。行醫不按良方，看脈全憑嘴調。撮藥治病無能，下手取積兒妙。頭疼須用繩箍，害眼全憑艾醮。心疼定敢刀剜，耳聾宜將針套。得錢一味胡醫，圖利不圖見效。尋我的少吉多凶，到人家有哭無笑。 ①雖然寫得可笑，聯係到治病救命這樣的生死攸關的大事，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恨了。中醫由於自身的局限，長於內科而短於外科。但也並非一貫如此。至少三國時代，中國的外科手術還十分發達。《三國演義》上的神醫華佗就精於外科手術。華佗在《三國演義》上是個配角，但不是個可有可無的角色。他一人與關羽、曹操兩大主角發生聯係，最有名的當然是為關雲長刮骨療毒。那情節，雖意在表現關雲長的超人意誌，但也表現了華佗的不凡醫術。後來人說華佗發明的麻沸散，是人類最早的麻醉藥。把這個發明與關夫子刮骨療毒擱在一起，雖對於華佗的醫術有益，卻又對關雲長的威名有損。按《三國演義》的講法，曹操殺了華佗。雖然有一位人稱“吳押獄”的獄卒，對華佗很好，華佗把自己寫的醫書《青囊書》送給了他。千不該萬不該，這吳押獄的妻子竟趁押獄不在家把書給燒了。吳押獄發現時，已燒得差不多幹幹淨淨。這押獄急去奪時，也隻剩得一兩葉。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閹雞豬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 ②3.江湖藝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藝人，範圍也廣，所謂“金、皮、彩、掛、平、團、調、柳，跑馬戲的，玩腥棚兒、弄戲頭棚的，挑拱負子的、挑轉枝子的、賣大堆的、挑裏腥嘴子的、晃條的、搖會、挑裏腥襯的、挑水滾子的、挑裏腥光子的，做四平粘子的、做騎磨的、撒小貼子的，做大票的、搬柴的、鑲柴的……”等等。 ③這些門類各異的傳統藝人，以今天的眼光看，很多已經與藝術無關，比如“金、皮、彩、掛”這幾種，講的是算命。算命是一種藝術嗎?否!但在舊中國，是把它作為江湖藝人的一種的。把算命看作江湖藝人，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明的一個特色，個中的文化內涵與趣味，頗值得人們思索與回味，至少那分法是包含很多幽默與智慧的。藝人不但包括江湖藝人，比如在城市中，貼名演出的戲班，就不能混同於江湖藝人。雖然他也跑碼頭，也找市場———演員沒有市場，就沒了飯碗。觀眾是演員的衣食父母，這一點，舊時的藝人們要比現在的許多大演員更明白。藝人地位很低———不管你是不是江湖藝人，在社會上都沒有什麼地位。雖然藝人之間也有地位差別;彼此之間也常有相互貶損的情形。但總的看，他們的社會地位都是很低下的。戲子如同娼妓，而且，在其發展的相當階段內，他們不但要演戲，而且要陪酒。研究者講到這些曆史，常常予以避諱。其實，那也沒有必要。演員的被欺被辱，所謂作下賤的事，那責任不在他們，受辱者的心靈或被玷汙，但他們首先是應該被同情的，多數人的內心也是清白的，甚至是孤傲的，卓爾不群的。六大名著對藝人的描寫，各有不同。《西遊記》、《三國演義》，注意力不在此處，對藝術表演之類，存而不論，或偶有涉及，其意亦在彼而不在此。《水滸傳》中有鐵叫子樂和、鐵笛仙馬麟，是兩位能唱能吹的人物，但那主要是代表了他們的一種出身與行狀，真的表演，不過是概說而已，沒有細節的描寫。《金瓶梅》有舊藝人描寫，但不夠專業，潘金蓮能唱，李桂姐更能唱，薜姑子講經誦經———講經誦經在中國古來也曾被列為文藝表演的範疇。但沒有對專業演員的描寫。恰恰《儒林外史》與《紅樓夢》有專門的篇章寫戲班、寫演員，寫他們的生活與情感，不但寫得細膩，而且寫得十分個性。論起對藝人生活與藝術表演的描寫，《品花寶鑒》、《三遂平妖傳》均有充分的展示。《品花寶鑒》描寫藝術與貴族公子的生活，方方麵麵，皆有涉及。《三遂平妖傳》將起義寫成了神妖狐怪，但其內容，更像江湖藝人的表演，杜七聖安頭，蛋子和尚變臉，不像神話，更像魔術。《紅樓夢》、《儒林外史》寫藝人生活的篇幅不多，但下筆考究，性格突出，雖為小篇幅，卻是大文章。《紅樓夢》中寫了大觀園中12個演戲的女孩子。在取舍上，雖或長或短，或深或淺，但確有幾個寫得好的形象在。如齡官、芳官、藥官都很有特色。尤其是齡官，隻是寥寥幾筆，卻又神采飛揚。那精神，那品格，那追求，那個性，可謂一字一彩，一句一響，一聲一亮。未寫其人底細，先寫一段“啞謎”。《紅樓夢》第30回，題目便是“寶釵借扇機帶雙敲，齡官劃薔癡及局外”。書中寫寶玉“剛到了薔薇花架，隻聽有人哽噎之聲”———再留神細看，隻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麵瘦腰纖，嫋嫋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隻管癡看。隻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裏用指頭按著他方才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 ①什麼字呢?看來看去，原來是一個薔薇花的“薔”字。可怪的是，這女孩不是作詩，而是作畫，隻是把一個薔字不斷地劃將下去。這賈寶玉本是性情中人———一麵想，一麵又看，隻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裏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裏麵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又畫一個，已經畫了有幾千個“薔”。外麵的不覺也看癡了，兩個眼睛珠兒隻管隨著簪子動——— ②這女孩為什麼沒完沒了地隻是畫“薔”，賈寶玉不明，那女孩兒又沒說。後來，下起雨來，那女孩猶然不覺，還是賈寶玉提醒她下雨了，她隔著花蔭，猛然驚覺，覺得賈寶玉也是個女孩，還對賈寶玉說:“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 ③ 一句話，提醒了寶玉，這才忙忙地跑回怡紅院去了。這女孩兒就是齡官，她畫薔，因為她心裏深深地愛著賈薔。她深愛賈薔，專心致意，絕不旁顧，縱然碰上了在《紅樓夢》中差不多美麗善良的女孩要人見人愛的賈寶玉，也不在她眼裏。《儒林外史》對彼時的戲曲，多有記述。而且吳敬梓先生實在是一位懂戲的人。他寫藝人生活，寫戲曲表演，都能頭頭是道，入絲入扣。《儒林外史》的演藝人中，最有特色的乃是鮑文卿。這鮑文卿雖然不是一個英雄人物，但他身上體現的文化內涵卻很深很厚。這不是說他是一個大文化人，而是說他代表了某種文化，他的這種文化代表性，其實不亞於中舉的範進，也不低於慫恿女兒守節自盡的王玉輝。鮑文卿是按察司崔大人門下的戲子，是個大好人。鮑文卿不但是個好人，而且是個能人。他從小學戲，唱戲，能唱到按察司門下，可以知道水平是不會低的了。他又能組班，即不但有唱戲的本事，教招來的孩子們唱戲，以為生路。而且那成績還是很不錯的。怎麼知道成績不錯?他辦戲班，需要樂器，家中舊有之物，“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壅”。 ① 找了出來，尋到一位修樂器的老人———屈老爹。二人來來往往，成了朋友。後來屈老爹還把自己的一個兒子過繼給了鮑文卿。當時的南京，演戲人多，修樂器的成了專業，可以知道，那競爭一定也很厲害。鮑文卿可以在南京站住腳跟，養家立業，沒點本事，行嗎?鮑文卿是好人，是能人，但一見官吏，便有些奇奇怪怪。書中寫他給向知縣送禮的一節，極富文化特色。且說，鮑文卿拿崔大人的書信，來到向知縣處，向知縣拆書一看，大驚失色———忙叫快開宅門，請這位鮑相公進來，向知縣便迎了出去。鮑文卿青衣小帽，走進宅門，雙膝跪下，便叩老爺的頭，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向知縣雙手來扶，要同他敘禮。他道:“小的何等人，敢與老爺施禮!”向知縣道:“你是上司衙門裏的人，況且與我有恩，怎麼拘這個禮?快請起來，好讓我拜謝!”他再三不肯。向知縣拉他坐，他斷然不敢坐。向知縣急了，說:“崔大老爺送了你來，我若這般待你，崔大老爺知道不便。”鮑文卿道:“雖是老爺要格外抬舉小的，但這個關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立著垂手回了幾句話，退到廊下去了。向知縣托家裏親戚出來陪他，他也斷不敢當;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才歡喜了，坐在管家屋裏有說有笑。 ② 後來，向知縣取出500兩銀子謝他———他一厘也不敢受，說道:“這是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小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恩，留小的一條狗命。” ③ 如此七顛八倒，把向知縣弄得沒法可想。你幫了別人，別人感謝你，你說不行———不敢。別人向你行禮，你說那是沒了規矩;人家陪你說話，你不敢對坐;找親戚來陪你，你都覺得不配;唯有來到管家房裏，才渾身自在，有說有笑。人家給你銀子，你又不敢接受，不但不敢接受，還說，若是拿了這銀子，就是折殺小的，希望人家開天恩，“留小的一條狗命”。凡此種種，為了什麼?就是為了人家是老爺，而自己是個戲子。老爺與戲子的差異如此，中國人當多有所思，鮑文卿甘心如此，令現代人為之心傷。《紅樓夢》與《儒林外史》寫演藝界，雖然著墨不多，但留下齡官與鮑文卿這兩個形象，便有文化功德於後世。而且，作者不說，想來讀者也明白，這兩個典型是多麼的不同。鮑文卿是知禮“知”到了骨髓，齡官則無禮無到了極點。但我們還是更喜歡無禮的齡官，而不喜歡知禮的鮑文卿，這樣的知禮，說得不客氣些，就是甘心作奴才。4.妓女善惡莫輕論妓也是民的一種，然而，卻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民。而且在官的眼裏，或者在其他民的眼裏，她們根本就不能算是民。至多是一種賤民。妓女的生活，是一種很悲慘的生活。它的悲慘，主要還不是表現為貧，而是表現為“辱”。因為你是妓女，所以別人可以把你不當人看，你不是人，隻是妓。因為你是妓，所以人家隻要花錢，就可以買你的“歡笑”，買你的演唱，買你的身體，乃至買他所需要的一切。妓女的生活雖然不表現為極端的貧困，卻常常是極度貧困的結果，因為窮得活不下去了，才把自己的兒女賣入娼門。六大名著中，描寫妓女的篇幅不少，雖然不是等量齊觀的。如《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水滸傳》，乃至《三國演義》對此都有涉及。《水滸傳》歧視女人，當然更歧視妓女。那裏的妓女，沒有一個是好的，而且一壞都壞到了天上。但寫得也粗，雖然壞，卻沒有多少壞的根據。《水滸傳》雖然不是一部臉譜化的書，但在寫妓女，包括寫女人方麵，卻有些臉譜化的，這個稍後再去說它。六大名著中的妓女有優也有劣，這符合事實。中國古來的小說、戲曲，既離不開妓女這個題材，又往往不能準確地把握它，常常把他們理想化，一寫便寫成了賢良聰慧、狀如仙女一般的女子，那個不合乎事實。但也不是一切妓女都是壞種。妓女既是民的一種，妓女文化也是世俗文化的一種，妓女世界又是人類世界的一種。大凡社會中有的事情，妓女世界中也都有之，不過它們的存在方式有些特別，有些扭曲，有些誇張，或者有些畸變也就是了。對妓女，輕視沒有道理，歧視更沒有道理。要輕視，歧視，首先應該輕視和歧視造成妓女存在的社會。仿佛世間的花草，有的有毒，有的有刺，有刺固然難拿，有毒尤其可怕。然而，若沒有適合它們生長的土壤和氣候，它們還能存在嗎?六大名著中，《金瓶梅》寫妓女的篇幅最長，情節最多。西門慶的二房姨太太李嬌兒，就是妓女出身，她們侄女李桂姐，尤其是西門慶愛的粉頭。還有李桂卿，以及韓道國的妻子王六兒、女兒韓愛姐，也可以算在暗娼之內。《金瓶梅》寫妓女不少，但沒有一個是善良之輩，這也無須大驚小怪。其實，整部《金瓶梅》，又有幾個可以稱為好人的呢?在好人原本不多的環境中，過於苛責妓女，顯然並不公平。《金瓶梅》寫妓女，以寫李桂姐寫得最細，而且這李桂姐有才能、有經驗、又有手段。她在西門慶家中的內部惡鬥中，是毫不猶豫地站在李嬌兒、孫雪娥這一邊，和潘金蓮明爭暗鬥，好不厲害。也曾害得潘金蓮挨皮鞭，也曾逼著潘金蓮剪頭發。當然，這都需要通過西門慶的手去做，挨皮鞭也是大辱，剪頭發更是大辱，那立意隻是要把潘金蓮跺在腳下，讓她永世不能翻身。李桂姐讓西門慶去做的事，西門慶樣樣去辦，但她對西門慶，哪有半點真情。她滿眼看的，無非是西門慶的錢，有錢則有情有義，無錢則情義無存。從西門慶這麵看，李桂姐正似他未曾收房的姨太，老子既花了錢，她就該屬於本西門老爺一人所有。在李桂姐那麵看，你來時，你掏錢;你不來時，哪個有錢，便與那個廝混。因為雙方的理解不同，所以很快便爆發了一場矛盾。且說這一日，西門慶來到麗春院，一問，李桂姐不在，說她到五姨家做生日去了。於是虔婆伺候，西門慶與應伯爵等人飲酒，酒到半酣，西門慶去後邊更衣，卻聽見“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姐在房內，陪著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 ① 西門慶一見，馬上打倒了醋壇子，一股酸氣直撞心頭。“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個小廝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窗戶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隻要采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 ① 西門慶大鬧是動了真肝火，然而，在虔婆與李桂姐看來，又是尋常事。西門慶惱怒了一陣，賭氣發誓，再也不去麗春院了，但當不得應伯爵、謝希大，一力攛掇，到底還是去了，而且一如既往，說笑飲酒，恣意行樂。這樣的事，在李桂姐身上反反複複，西門慶笑了又惱，惱了又笑。但不要因此就認為這李桂姐是個極壞的女人，李桂姐其實並沒有做什麼壞事，她所做的隻是她的“職業”讓她做的而已。要說壞，她並不比潘金蓮更壞，並不比李瓶兒更壞，甚至並不比吳月娘更壞。潘金蓮殺死過親夫，李桂姐哪裏比得過她;李瓶兒雖沒殺親夫，卻把親夫氣死了，又和蔣竹山恩恩怨怨，沒有長久，李桂姐哪裏比得過她;吳月娘轟走潘金蓮，賣了龐春梅，那權那勢，李桂姐又怎麼能比得過她。實在李桂姐沒做過這許多壞事，如果因為她是個妓女，就格外被人歧視，那就不是李桂姐的不是，而是歧視妓女者的過錯了。《金瓶梅》還寫了一個韓愛姐，她不是明娼，但可以說是暗妓。其實她的命苦，父親是韓道國，人稱韓搗鬼，母親是王六兒，是西門慶的一個姘頭。但這個姘頭兒卻又與旁的姘頭兒不同，她的心其實是向著韓搗鬼的。她與西門慶往來，隻是要嫌西門慶的錢，要為自己的丈夫找生活，找出路。後來，西門慶在東京的靠山、蔡太師府的崔親家要買一個妾，他們便把自己的女兒韓愛姐送了上去;再以後，太師府發生變故，韓愛姐回到父母身邊，便和她媽媽一道做起暗娼來。但看她的結局，這韓愛姐卻是一個有真情實義的女孩子，隻是她愛錯了人。她愛的是沒人心少人肝的陳經濟。但她一心為他守節，到後來，聽到陳經濟的死訊，還到墳上祭奠。再後來，“誓不再配他人”，為陳經濟守節。韓愛姐為陳經濟守節，作者寫此，或別有寓意。或有人說，為陳經濟這樣的人守節，值得嗎?但在筆者看來，就算不為陳經濟守節，而為另外一個好一千倍的男人守節，又值得嗎?暗妓還要守節，這是中國古來女人的雙重悲哀，也是那不合理社會的雙重明證。《紅樓夢》也寫妓女，但不論善惡，隻是平實寫來。這大約和曹雪芹的價值觀念有關，又和賈寶玉“女人都是水做的骨頭”的心理認知有關。但那場麵，依然寫得生動細致，各色人物的性格，無不躍然紙上。這情節不發生在妓院，而發生在馮紫英家，參加的人有賈寶玉、馮紫英、薛蟠齊、唱小旦的蔣玉菡和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席間喝酒取樂，甚為暢快。後來賈寶玉提議，大家輪唱酒令。那雲兒所唱，雖是俗聲，卻又本色。雖不及賈寶玉的雅調，但比起薛大傻子的“絕唱”來，卻又強上萬倍。由此可見，薛蟠雖出身貴胄，忝列皇商，但並不比一個妓女來得清白幹淨，更沒有這妓女來得聰明爽快。《儒林外史》寫妓女，寫得細。它寫聘娘與陳木南的一段交往，雖為平常之事，卻又幾起波瀾。縱看不出什麼更深的道理，卻是令人一見，便覺難忘。妓女也是人，如果說她們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那麼，責任卻與她們本人無多大關聯。5.形形色色世外人這裏講的世外人，主要指和尚與道士。六大名著寫世外人，在文化學意義上講，雖有個性，更多共性。個性大抵屬於文學這個層麵，共性則屬於文化這個層麵。在文化層麵看六大名著的世外人，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僧、道和諧。中國古來有宗教寬容的傳統，這一點和西方基督教傳統有質的區別。基督教教義雖然也非常重視寬容，但你要相信它才行。因為它是一神教，隻許相信上帝，不允許異教存在。在相信上帝的基礎上，討論寬容問題。否則，就是異端，必要糾正。糾正是婉轉的說法，嚴正的說法就是鎮壓與鏟除。是異端就得鏟除，不管你是什麼人，也不問你是什麼民族。西方人真正的宗教寬容，是近代以後的事情哲學方麵的代表人物是洛克，批判方麵的代表人物是伏爾泰。中國古來有宗教寬容的傳統，各種教派之間，雖有爭議，不是主流;雖有爭鬥，更不是主流;主流還是和諧。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強調道教、佛教與儒學的共存共榮。共存共榮不是舊時語言，但那意思，是古已有之的。六大名著寫和尚與道士，常常讓他們和睦相處，豈止和睦相處，還有朝夕與共、同舟共濟的在。如梁山好漢入雲龍公孫勝———他是一個道士，花和尚魯智深———他是一個和尚，行者武鬆———他雖也是僧人，卻要帶發修行。說修行，卻有些不確，實在這幾位世外弟子，修行的方法確實與眾不同。他們的特點不是念經打坐，不是煉丹煉藥，而是替天行道，專為世人打抱不平。這三位中，以公孫勝的道行最深，然而一出場，便把晁蓋的莊客的了一頓。可見是一位俗火很旺的道家弟子。而且他的到來，不是傳道教之道，而是給晁蓋送信，要送一樁大“買賣”與英雄。魯智深不念經，不坐禪，而且好酒貪杯。好酒已然與佛門有悖，還要吃狗肉，練鐵拳，直把個五台山險些兒翻過個來。然而，他是真正的佛門英雄。佛學講四大皆空，豈有英雄二字的立身之處?但魯智深偏能以佛性除惡人，以英雄之體行佛門善事。這樣的寫法，非中國文化而不能。我們看西方小說，隻有寫教士善惡的，善者為世人的精神導師，惡者為世間愛情的破壞者或者造成人間悲劇的始作俑者。但作為英雄出現的教士，可說一個也沒有。魯智深的形象，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這是一位世俗化了的和尚，而這樣的和尚，卻頗合一般中國人的欣賞口味。僧、道和諧，不僅於《水滸傳》如是，《紅樓夢》中也是如此，《金瓶梅》中還是如此，《西遊記》中猶然如此，《西遊記》為和尚揚名，有貶道揚佛的傾向，但本質上還是僧、道二家相安無事。所以，在取經路上，既有佛的功績，又有道的幫助。觀世音菩薩的花籃固然時隱時現，太上老君的扇子也是時暖時寒。六大名著寫僧人與道士，又不一概而論。既寫高僧高道，也寫俗僧俗道，既寫善僧善道，又寫惡僧惡道。僧、道有好有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特征。西方基督教屬於一神教，上帝不會犯錯誤，犯錯誤的隻能是帶有原罪的人。中國屬於泛神論國家，不但神多，還有譜係。山有山神，樹有樹神，河有河神，井有井神。所謂“平地三尺有神靈”，這神靈是誰，你就不用管了。神靈既多，鬼怪又多。神靈鬼怪多了，難免魚龍混雜，好的也有，壞的也有。六大名著，除《三國演義》外，都有對惡僧惡道的描寫。有人說這是對宗教迷信的批判，或者是毀僧謗道之作。其實沒有那麼嚴重，這是中國式宗教文化的一種反映———世間既有僧有道，就要寫僧寫道，僧、道中既有好有壞，就要寫好寫壞。人家原本是高僧，你能不承認嗎?反之，他原本就是惡僧，你也不能閉著眼睛，硬裝看不見。在傳統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僧人也是俗人，世外人也是世內人。所以，凡世內人有的優點或缺點，他們也大抵應有盡有。六大名著中，高僧不少，如《金瓶梅》中的普靜和尚，就是個高僧，後來把西門慶的兒子度化去了。《三國演義》中也有位普淨禪師，雖然此一淨非彼一靜，但都是得道的高僧。那普淨早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時，已然出場。但此時的普淨，不見其道行，隻見其智慧，他與關羽同鄉，知道關雲長身境危險，所以特地把關羽請到方丈室中，以戒刀示意，關羽會其意，加緊防備，使暗算他的卞喜的陰謀很快敗落。關羽既被孫權殺害，其魂魄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淨，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 ① 此時的普淨卻是一位得道高僧，書中寫他與關羽的對話，確實禪味濃濃———是夜月白風清，三更已過，普淨還在庵中默坐，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普淨仰麵諦視，隻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麵將軍，右有一黑臉虯髯之人相隨，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頂。普淨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麈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關公英魂頓悟，即下馬乘風落於庵前，……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淨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 ②此外，《水滸傳》上的高僧高道，也大抵如是。然而，高則高矣，總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氣味，使人讀來，雖欽敬其道，卻難於親近，不免如孔子所言“敬鬼神而遠之”矣。既有高僧高道，亦有俗僧俗道。隻不過，一高便高上了雲天，一俗便俗下了地。《儒林外史》對此，最有真知灼見，筆筆寫來，令人驚奇。貪吃又貪財的和尚，前已言之;就是不貪吃不貪財的和尚，也不見得非以佛事為本，而是充滿人情味的。這書上第二十回寫“牛布衣客死蕪湖關”，說甘露庵的老和尚，最是心善不過，牛布衣死在他庵裏，他盡地主之誼，安葬了死者。後來看到牛浦郎好學，又心發良善，問明牛浦郎的名姓來曆，便對他說:我方才不是說的，人家拿大錢請先生教子弟，還不肯讀，像你小檀越偷錢買書念，這是極上進的事。但這裏地下冷，又琉璃燈不甚明亮，我這殿上有張桌子，又有個燈掛兒，你何不就著那裏去念，也覺得爽快些。 ③後來，他還要送詩給牛浦郎讀。以後有當權人請他去京裏報國寺作方丈，他把牛布衣留下的詩也送給牛浦郎，並對他說:我前日說有兩本詩要與你看，……在我枕箱內，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你自開箱拿了去看。還有一床褥子不好帶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檀越，你替我照應著，等我回來。 ①其實，他的家當，牛浦郎早已翻檢過了，而且這牛浦郎雖好讀書，卻不是誠實之人。可見這老和尚也沒有先知先覺的本領，但那種善良的情懷，確實令人難忘。既有善，僧也有惡僧。惡僧其實就是匪類，不過穿著世外人的衣服，所謂掛羊頭賣狗肉者是也。遺憾的是，中國的僧、道既然和睦相處，那麼，惡僧人與惡道士卻又朋比為鄰。《水滸傳》上寫魯智深去東京大相國寺的，路上遇到的崔道成、邱小乙便是這樣的惡人。這崔道成是個和尚，那邱小乙是個道士。然而講經練氣之事，與他們屁不相幹。他們的勾當，就是欺壓僧人，搶劫錢財，殺害無辜，妊淫婦女。書中寫這二人形象，也有特色———智深洗了手，提了禪仗，出來看時，破壁子裏望見一個道人，頭戴皂巾，身穿布衫，腰係雜色絛，腳穿麻鞋，挑著一擔兒:一頭是個竹籃兒，裏麵露些魚尾並荷葉托著些肉;一頭擔著一瓶酒，也是荷葉蓋著。口裏嘲歌著唱道:“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見妻時猶閑可，你無夫時好孤棲。”……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麵跟來，隻顧走入方丈後牆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麵，看時，見綠槐樹下放著一條桌子，鋪著些盤饌，三個盞子，三雙箸子，當中坐著一個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臉似墨裝，瘩疙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著一個年幼婦人。 ②不問行狀，單看這“風景”，便知道這是怎樣的道士與和尚了。中國僧、道，不但有善有惡，而且尤其關注世俗生活。以僧而論，佛的本意是超度世人，讓他們脫離紅塵苦海，剃發出家。但中國的和尚———至少六大名著中表現的和尚，卻熱心世俗生活。不但不肯遠離紅塵，而且與紅塵世界戀戀不舍。《紅樓夢》中的僧人便要管人間閑事，《三國演義》中的僧人又要管世間紛爭，《金瓶梅》中的僧人還要管人們的性生活和夫妻生養之事，《儒林外史》中的僧人更要管吃管住管喝，《水滸傳》中的僧人脾氣比世人更火暴，連《西遊記》的僧人都一聞世間俗事馬上婆婆媽媽。中國道教，原本與世俗生活離得很近，而且道教的理想，可以說是世俗理想的一種神化。不是向著脫離世俗方向去神化———如佛教那樣，而是朝著世俗的追求去神化，隻不過更增加了享樂的成份。仿佛說，世人沒有神仙好，做個道士就行了。道教講煉丹，講養生，講珍羞美味，講仙丹，講美酒，講肉體飛升，講美女，講采陰，舉凡人間美事，幾乎無所不講。所以中國的道士關心世俗，亦是題中應有之義，而六大名著的藝術表現，使他們的行為更典型化又更文學化了。關心世俗的僧、道中，同樣有好人，也有壞人。魯智深就是個大大的好人，崔道成就是個大大的壞人。隻是《水滸傳》寫惡僧惡道，寫得粗放，有模樣、沒精神。《金瓶梅》則寫得細致傳神，那書中有一位薛姑子，又有一位王姑子，可說“盜亦有道”。隻不過，有道的盜，比之無道的盜更其陰險奸詐難對付就是。僧、道也有矛盾，也要論爭高下，但這種事在六大名著中少見。唯《西遊記》第七十八回，寫過一段唐三藏與鹿國丈講說佛、道的優劣。兩邊的對話，寫成韻文模樣，雖大抵不差，隻是一個輪廓而已。而且，其本意原不在此———世間哪有請妖怪宣講道家經典之理?倒是《紅樓夢》中，賈寶玉、薛寶釵、林黛玉有些佛、道之論。而且說得有頭有尾，有根有據，可說是行家裏手之言。然而，說到底，還是表現了中國人的世俗觀念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