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堅信發展事業的惟一辦法是自己親自管理，這一論點讓哈佛大學MBA的教授大跌眼鏡。默多克隻用6名助手就管理他在全世界的4萬員工，助手隨時可能接到他的電話，通常第一句話便是“我是默多克”。無論是頭版的新聞、各種照片，還是廣告的編排，他無不親自過問。這種事無巨細都關心的態度，使得默多克總能完全掌握自己公司的運行情況，從而作出合理的決策。
東方集團的資本運作可謂“戰無不勝”，作為老板，這與張宏偉正確的投資理念有直接關係。張宏偉曾用“加法”與“乘法”論來歸納自己的投資思路，他認為資產運作是加法，資本運營是乘法。東方集團自身的實例就是最好的例證。他說：“企業傳統的投資和運作，對企業禁錮比較多，把資金投入生產，通過資產經營，考慮產值、利潤比例，是傳統的企業價值評估方法。這一部分利潤，是必須有的，但是這還不夠，因為不管什麼產業，就算你技術附加值再高，也還是在‘做加法’，資本的增值幅度是有限的。作為一個企業的老板，應有企業的價值經營理念，即企業的價值最大化。雖然有時經營虧損，但市場價值認同你，看重的是你將來的發展前景，不是你的現在和過去。為了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必須利用資本市場的力量，推動產業資本的增值。企業的市場價值是在資本市場上由投資者來衡量的，這個價位在成熟的資本和金融市場中是比較有規律的，而我國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全成熟，企業的市場價值不易確定。但不管怎樣，我們投資時，把企業價值經營放在首位，具體產品經營可以暫時忽略不計。這種資本運作的方式是在‘做乘法’，使資本成倍增加。”
延續財火
如何讓自己的財富金字塔繼續穩固呢？李嘉誠思考過這樣的重要問題。曆史上許多名門望族，雖然顯赫一時，卻富貴不過三代：甚至不過第二代，其原因何在？這是李嘉誠隨著年齡的增長日益思考越來越多的一個問題。
任何事業要想後繼有人，不斷發揚光大，都需要大力培養人才，尤其是要大力培養接班人。也隻有把事業交給能夠光大門楣的人，才算盡到了自己的全力。因此，李嘉誠用人之道的一個顯著的特色，是注重培養後繼人。
李嘉誠曾多次聲稱，他素來不主張古老的家族性統治，更看重西方公眾公司的一套。公司首腦由董事股東選舉產生，而非父傳子承，這樣方可保持活力。如果我的兒子不行，我不會考慮讓他們接班，我不在乎家族內和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權。
但是，大凡任何中國人，皆“親情難舍”。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剛有無子之憾，在離世前做好讓其女婿接班的安排，一塊心病才算落地。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樣克紹箕裘。他們或浪子回頭，奮發圖強；或有負父訓，落得一敗塗地。作為含著銀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難免都會有紈絝之氣。據接觸過李家兩公子澤钜、澤鍇的人稱，李家公子卻毫無紈絝之氣。不過，他們能否擔當龐大基業的重任，就是其老爸李嘉誠，也不敢下結論。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問題上，同樣表現出“親情難舍”。李嘉誠、莊月明夫婦，在接班人培養上，可謂煞費苦心，深謀遠慮，而絕不溺愛。
溫室裏的幼苗是不能夠茁壯成長的。他常帶兒子去看外麵的困難，領會人生的艱辛；帶他們坐電車坐巴士，又跑到路邊報紙攤，看那個一邊賣報紙一邊還在溫習功課的小女孩，讓他們知道什麼才是求學態度。他希望兩個兒子，從身邊大眾身上去接受、領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該如何去做人。
李澤楷在國外上大學時，李嘉誠前往探望那天下著雨，他遠遠看見一個年輕人背著大背囊，踏著自行車，在車輛之間左穿右插。李嘉誠心想，“這麼危險。”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點，這才發現原來是澤楷。
當初，他送兩兄弟到國外讀書，李嘉誠沒打算給他們買汽車，隻買了兩輛自行車給他們代步。自那次目睹險境後，他才放棄了這種磨煉兒子的方法。
李澤楷不滿14歲赴北美讀大學預備學校。同學不論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強的獨立意識。目睹耳染，李澤楷很快習慣了獨立生存。父親去看兒子，發現澤楷假日在網球場拾球賺錢。李嘉誠回港後對夫人莊月明高興地說道：“澤楷學會勤工儉學，將來準有出息。”
李嘉誠談起教子經驗時說：“沙地裏長出來的樹，要拔起來，你說有多難呢？”
兒子在家時，每當星期天，李澤钜、李澤楷兩兄弟必定會跟父親出海暢遊。這已是多年的老習慣了，像一日三餐一樣不可或缺。也許大家會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嗎？人人都會，人人都去。但是，他們出海暢遊的目的，在於他們要協力上演一幕“壓軸好戲”。
據李嘉誠所言：“每次出海時，他們一定要聽我講話。我帶著書本，是文言文那種，解釋給他們聽，然後問他們問題，我想，到今天他們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國人最寶貴的經驗和做人宗旨。”
有人說，傳統文化與商業文化大相徑庭，水火不融。但成為商界巨子的李嘉誠，卻能將這兩者很好地融為一體。在香港這個物欲橫流的商業社會中，他體現出了一個中國人應有的傳統美德，確實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