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日本的聲明，炸死張作霖和關東軍毫無關係，而是南京國民政府的便衣隊隊員所幹的。這真是扯了一個彌天大謊！對此，張學良是清楚的。為了不給關東軍侵占東三省以借口，張學良有意在楊宇霆的麵前裝作信以為真的樣子，隨意附和著說了幾句，又巧妙地把話題一轉，問：“有關部隊的撤退還順利吧？”
“基本上沒出太大的亂子。隻有鮑毓麟旅被馮玉祥所部繳了械。”楊宇霆淡然地說罷，打量了一下張學良驚詫的表情，又故作沉重的樣子說，“時下，我軍已撤到灤河以東，可以憑險據守，不會發生太大的意外。關鍵是第一方麵軍團有點吃不消，張軍團長要求親自率領十萬大軍開出關外整訓，尋機為老帥報仇。”
所謂張軍團長，即張宗昌，字效坤，時送綽號“狗肉將軍”，山東掖縣祝家莊人。早年在營口為賭棍、幫閑，且與扒手小偷為伍。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乘國民黨在關東招兵之機，由關東率胡匪百人回到煙台，不久又跑到上海當上光複軍團長。在“二次革命”時，他於徐州背叛國民軍，投降了北洋軍江淮宣撫使馮國璋，並得其寵信，升任為侍從武官長。隨著北洋政府的更迭，他為吳佩孚所反對，遂改投張作霖的門下供職，逐漸晉升為義威上將軍，並成了獨霸山東的軍閥。他的生活極端奢靡腐朽，山東人民送之“三不知主義”，即“不知兵有多少，錢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此次北伐之役一敗塗地，不少官兵被閻錫山收員，投降了晉軍，所謂十萬大軍已去大半。張作霖被炸以後，他暗中和日本人勾結，借口出關整訓部隊為名，妄圖奪取張作霖遺留下來的權力。
對此，張學良心中是有數的。同時，他也清楚楊宇霆不願意張宗昌率部出關，和他分庭抗禮的心理，故直言張宗昌到處招兵，毫無軍紀，經常不發餉，任其部屬販毒搶劫，胡作非為，禍國殃民。他一旦率部退守關外，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張學良說罷看了看點頭稱是的楊宇霆，又果斷地說：“傳我的命令，要他所部在唐山一帶集結、整訓，並詳報花名人數，以便按月發餉。”
楊宇霆聽到“傳我的命令”這句話以後，感到是那樣的不順耳。但是，當他獲悉張學良做出拒絕張宗昌率部出關的決定以後，又大有正合寡人之意之感，故未露不悅之色。另外，他十分清楚張學良不急於回關外奔喪的原因：一是為了保住東北軍的實力，再是靜觀張宗昌潰敗的部隊的動向，以及各方政局的變化。因而他有些傲慢地說：“漢卿，大局已定，這兒由我支撐著，想必不會發生意外，你應當趕回奉天奔喪了。”
張學良極度悲傷地點了點頭。
楊宇霆離去之後，副官譚海氣洶洶地走進廟門，說：
“這位姓楊的也太盛氣淩人一點了吧？可他在日本人麵前，軟得又像是麵捏的一樣。”
“不準胡言亂語！”張學良厲色製止住他，旋即又站起身來，“傳我的命令，六月十七日趕回沈陽奔喪。”
臨行前，張學良換上了灰色的士兵服，剃光了胡須，率親信副官、衛隊官佐劉多荃、譚海、苑鳳台、崔成義等人登上專列，不一時火車頭便傳來了汽笛的長鳴，隨著那由慢而快的隆隆的響聲，專列向著東方飛也似的馳去……
張學良終於又從悲痛的沉思中回到了現實，他望著隨行的部屬，低沉地問：“你們知道老帥遇難了嗎？”
隨行人員早已知情，但由於未公布於世，全都習慣地搖了搖頭。
“老帥遇難了，傷勢情況如何還不得而知，恐敵人於途中對我有所留難，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詢問我的行蹤的，應予保守秘密，以防萬一。”張學良吩咐。
隨行人員均深沉地點了點頭。為真實地記述張學良沿途的情況，現將衛隊營崔成義營長事後撰寫的回憶錄摘抄如下：
專車行經山海關時，機車上水停車，有日本憲兵三人向我士兵打聽本列軍車的最高指揮官是誰，士兵答稱是崔營長。日憲兵遂來見我，詢問列車去沈陽幹什麼，我答以回沈後另有任務；又問張學良是否在車上，我答以不在。日憲兵始離去。專車在山海關車站約停半小時後繼續開行。經綏中、錦州、溝幫子等站時，各站站長皆上車打聽張是否在車上，看情況像是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我皆分別否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