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撰寫所謂《西安事變懺悔錄》傳到大陸之後，在各方人士中引起很大的反響。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來決定利用西安事變二十五周年在北京飯店一樓大廳舉行紀念活動。周恩來總理與夫人鄧穎超邀請張學銘夫婦、張學思夫婦、楊虎城的兒子楊丞民，以及西北政壇名士高崇民、閻寶航等二十餘人參加。首先，周恩來總理致詞，高度評價“雙十二事變”本身的意義，是在於它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全民族抗戰的一個曆史轉變的關鍵，成為建立國共兩黨合作的必要的前提，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時，他還讚揚“張漢卿是個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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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北京采訪張學思親屬。
張學思親屬：“那天，學思和總理同席。總理提及趙一荻小姐說，張漢公曾讓她帶200萬元去美國幫助於鳳至照看兒女生活和讀書，她到美國作了安排後又返回中國，陪同漢公雲雲。總理說，她這種和張漢公共患難的精神，實可敬佩。接著，他轉身問鄧大姐：‘小超！你的看法怎樣？’鄧大姐說：‘我看不應偏重，於鳳至夫人在美國不也是做了她能做的事嗎？’這時，張學思起立對鄧大姐說：‘我承認兩個嫂嫂都好！’”
地點北京采訪楊虎城的兒子楊丞民。
楊丞民：“總理在談到我的父親楊虎城、繼母傅葆貞被殺害時，忽然痛淚盈眶，急以手帕掩麵，繼續說：‘革命這麼多年，我從未傷心流淚，今天想到虎城、葆貞的犧牲，真覺痛心。’鄧大姐忙慰解說：‘我們應當化悲痛為力量。’我當時起立向總理說：‘犧牲是有代價的。我要好好幹，才對得起犧牲的爸爸。’總理聽後對我說：‘好孩子，虎城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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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與會者很自然地談起張學良的《西安事變懺悔錄》，某人在國外造謠說：張漢公對西安事變有悔悟的意思。對此，張學思、張學銘等親屬悲憤不已。總理聽後憤怒地說道：他這“是完全捏造汙蔑，我有可靠的消息”。遂再次流下了悲痛的淚水。接著，周總理又鄭重地講：“我的眼淚是代表黨的，不是我個人的。當年是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黨內有爭論。張漢卿說：‘要抗日必須爭取蔣介石。’主張聯蔣抗日，他的愛國主義心情，二十多年來始終如一，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加懷念他。”
地點北京采訪高崇民的兒子高存信。
高存信：“在這種氣氛的感染下，我的父親高崇民即席賦七言絕句一首，並當場悲然放聲朗讀：‘兵諫功成廿五年，乾坤扭轉話淩煙；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東南。’總理聽後對我父親說：‘你的詩中憔悴二字太消極，不如改為奮鬥二字為好’。我的父親點頭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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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同尋常的紀念會結束之後，周恩來總理驅車回到西花廳，但他的情絲依然轉不過來，繼續沉思、緬懷他和張學良將軍昔日的友情。尤其他想到祖國欣欣向榮，而為祖國解放立了大功的張學良將軍，依然在台灣過著變相“管束”生活的時候，他真想給張學良將軍寫封信，帶去他的一片心。周總理清楚：信是容易寫的，但如何才能把信交到張學良將軍的手中呢？……
地點漳州采訪原周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
童小鵬：“總理很快想到了一個人，那就是原十七路軍參議郭增愷的夫人，她不僅可以出入台灣，而且還認識張學良將軍和趙一荻小姐。郭夫人帶著總理的親筆信到了台灣，由於未獲準見張學良將軍，一時難以完成總理交給她的這項特殊使命。不久，她發現張學良將軍和趙一荻小姐常去教堂做禮拜。一天，她提前把周總理的信紙夾在一支口紅中，趕到教堂，利用做禮拜的機會，把這支夾有周總理親筆信的口紅安全地交到了趙一荻小姐的手中。根據我的記憶：周總理的這封親筆信是16個字：為國珍重，善自珍攝，前途有望，後會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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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被解除“管束”後搬到台北，在新北投複興三路70號建了一座住宅。自從蔣經國接手“管束”之後，經常去探望當年在奉化溪口“讀書思過”的老友張學良。接著，張學良放棄研究明史，遂又對《聖經》發生興趣。或許是張學良一生都離不開所謂的精神支柱，遂又由研究《聖經》而洗禮皈依基督。也正是出於洗禮皈依基督的原因，他與遠在美國的元配夫人於鳳至辦了離婚手續。接著，他又於1964年7月4日與心愛的趙一荻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個美籍人士家中舉行婚禮。由牧師證婚，張群、宋美齡、張大千、王新衡等12人參加婚禮。是年，張學良63歲，趙一荻52歲。這對患難夫婦的白首之盟一時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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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畢竟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家。他並不滿足於“紅粉知己，白首締盟”後的幸福生活，他對於沒有自由，又局促於台灣寶島有年的生活頗多感想，對故人故土則更是“靡日不思”。為此他曾借書贈台灣《自立晚報》副社長羅祖光的機會，恭錄了李商隱的《無題》寄托自己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