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要實現他的治國理想藍圖，他要使國家、社會的治理達到一個理想的境界。然而要實現這個目的，就必須解決漢初六十餘年發展所麵臨的緊要問題。
漢初以黃老“無為而治”思想為指導。這是當時曆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的選擇。如果曆史條件與背景發生了變化，國家的指導思想也需要發生變化。
漢初人們對“無為而治”的理解，僅局限在“柔身以寺（待）之時”，就是說是當做術，當做統治方法來理解的。漢初對諸侯王、對匈奴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是因為朝廷沒力量不能不如此。
如果有力量，條件變了當然也就會發生變化。文帝時賈誼就提出應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而治國。他認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為不施仁義，不行德治，而專任刑罰造成的。
賈誼在《治安策》中指出：“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因此，賈誼認為：以德教治國者，“德教洽而民氣樂”；以刑罰治國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禍福之應也”。賈誼認為儒家治國的特征是德治，法家治國的特點是刑罰，其結果是行德治者國運長久，任刑罰者短命而亡。
賈誼以秦二世而亡為誡，講專用刑罰治國之害和以仁義治國的優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而治理國家。如把賈誼的上述言論與董仲舒《天人三策》一些言論加以比較，二者簡直如出一轍。然而，漢文帝時由於條件的限製，不能不以無為而治的思想為指導。漢文帝需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崇節儉、少興作，以便讓民眾集中力量，從事生產、恢複經濟。
他也需要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一定條件下，對吳王濞那樣的諸侯王和匈奴單於進行妥協，以免把全國拖進戰亂中去。因此，漢文帝沒有采納賈誼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的建議。
秦統一中國後以法家為統治思想，西漢初期以黃老無為而治思想為指導。究竟應否以儒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究竟在什麼條件下以儒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這是漢武帝即位後麵臨的重要問題。
漢初的文化複興與國家的文化、學術思想政策問題。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達焚書令、挾（藏）書律。此後，項羽又火燒秦宮，使秦宮中的藏書也變為灰燼。因此，及至漢初，社會處於文化沙漠的境地，恢複文化，開放書禁已逞迫在眉睫之勢。
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挾書律”。此後口授的書可寫在竹、帛上傳閱，藏於夾壁牆中的書屢屢被發現。所謂“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
漢初以黃老“無為而治’為指導思想，在學術討論中，即使在皇帝麵前，各學派的不同意見也可自由進行辯論，而不是因尊黃老，就對其他各學派實行專製。
如景帝時，齊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辯論湯武革命。轅認為湯、武誅桀、紂，天下人心皆歸湯、武，所以是正義行為。黃生則認為：帽子雖破還得戴在頭上，鞋雖新也應當穿在腳下，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有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而是君上；湯、武雖聖明，卻是臣下。以臣下誅君上，不是武君是什麼？
轅固生最後指出：按黃生的理論，漢代秦，也是臣弑君嗎？雙方上綱都很高。漢景帝作結論時，隻是說：“食肉不食有毒的馬肝，不算不知味。學者不言湯、武革命，不算是愚蠢！”如此息事寧人，不主觀臆斷，同時又引導雙方不要讓爭論升級，這樣開明的態度在古代應當說是難得一見的。
漢初的學術思想政策，可說是相當寬鬆和自由的，對最高統治者提出的問題，學者似乎都可以直言相告，景帝時竇太後好老子書，召齊詩博士轅固問老子書。轅回答說：“此是家人言耳。”竇太後認為他貶低老子，於是令他入豬圈刺豬，景帝認為轅無罪，給了他一把刀子。轅一刀正中豬心，豬應手而倒，太後默不作聲，再沒給他加罪。景帝認為轅廉直，拜其為清河王太傅。
在漢初開明的學術政策下，實際上形成了尊黃老而兼用各家的局麵。文帝就是一位以黃老“無為而治”為指導，又推行儒家“德治”，同時又是一位“好刑名之言”重法的君主。受文帝信任的晁錯，則是既學“申商刑名”、又從伏生“治尚書”的兼學儒、法兩家的學者。
漢武帝即位之後，麵臨著能否繼承漢初開明的學術思想政策的問題，是尊儒術而兼用百家呢？還是尊儒術而對百家實行專製呢？
漢初恢複、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問題。由於秦的暴政和其後戰亂，漢初社會殘破、經濟凋敝，百廢待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