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賈在《新語·無為》中說“道莫大於無為”。所謂“無為”在當時條件下，就是要“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而與更始（除舊布新）”，就是要“掃除苛煩，與民休息”。這也就是《漢書·刑法誌》所說的“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而去“便民”、“利民”、“便萬民之利”。
這也就是說漢初的“無為而治”是以民眾的願望、利益為其出發點和歸宿的。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漢初廢除了秦代一係列的苛法，並采取了輕徭、薄賦、省刑等措施，促進了農業的恢複、發展，同時又采取措施發展工商業。漢初在“無為”思想指導下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孝惠、高後時，“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孝景遵業”。
社會經濟發展表現在人口方麵，列侯封邑在西漢前期的幾十年間，人口大增，為原來人口的二倍至四倍。
從物價方麵來看，漢初“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後隨著生產發展，糧食增加，穀價一般在三十至八十錢之間，低時僅十餘錢或更少，高時百餘錢。
從勞動生產率看，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兩千斤。每個農業人口年口糧四百八十六斤。漢初，馬匹缺乏，天子找不到四匹顏色一樣的馬拉車，將相或乘牛車，馬一匹值百金（百萬錢）。
到武帝即位初年，“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馬的價格也降至一匹數千。社會上呈顯出一派繁榮景象。
司馬遷說：“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除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
但是，“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景象的出現，又出現了新的社會問題。隨著經濟發展，出現了貧富分化，出現了兼並土地對勞動者“擅行威罰”的豪強地主。
文帝時，賈誼就痛切陳言：庶民買賣的奴婢穿著絲織品做的衣服、鞋的邊緣上繡著美麗的花紋，這是古代皇後的服裝；而現在下賤的庶人卻用這樣的衣服給奴婢穿。用這種高級的絲織品為表，以“薄紈”為裏，織成特定的斧形，繡著美麗的花紋，這是古代天子穿的衣服；而現在“富人大賈”召會賓客時卻把它裝飾在牆壁上。
皇帝身上穿著厚繒，富民的牆屋上披著文繡；天子皇後的衣領上繡著花紋，而庶民婢妾的鞋子緣邊也繡著花紋，這不是很荒謬的事情嗎？富商大賈及其婢妾服飾竟然超過皇帝、皇後，這是多麼荒唐的事情啊！賈誼這些話無疑會激起封建統治者對商賈的歧視和憤慨。
特別是諸侯王驕奢淫逸想造反值得注意。早在文帝時，賈誼就說，諸侯王強者先反，他們太強大了，好似人的身體，一條小腿幾乎比腰還粗，一個手指幾乎比小腿還大。患了這種病，如果不快治，後雖有扁鵲再世，也無辦法了。這種病正是天下可痛哭的事情啊！
吳楚七國之亂後，諸侯王的勢力雖已削弱，但他們在國內草營人命，劫掠財物、土地，殺死朝廷派去的官吏。“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這仍然是威脅中央的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和土地兼並、貧富分化，一部分窮困的個體小農生活更困難了。文帝時晁錯在《貴粟疏》中說，當時五口之家，耕田百畝的小農，畝收一石，百畝之收不過百石。這比戰國初期李悝所說魏國五口之家耕田百畝的小農，畝收一石半的畝產量還要低。而當時自然災害頻頻發生。
如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河決酸棗。文帝三年（前161年）秋，關中“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衝沒九百餘家。漢水出，淹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三年後的春天，又發生“天下大旱”。
景帝中五年（前145），又發生大水災，“天下大潦”。
在上述情況下，部分農民在自然災害打擊下和地主、商人的兼並下，生活困苦，日益陷入破產。這是擺在漢武帝麵前的又一重大社會問題。
總體來說，隨著漢初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社會又出現“武斷鄉曲”的豪強地主、商人太富、王侯官僚生活奢侈不遵法度、部分農民貧困化等這些問題都需要解決，漢武帝將怎麼來處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