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下匈奴和漢的關係從漢初以來漢朝都是對匈奴單於奉行著屈辱妥協的和親政策。白登之圍後，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主為單於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
呂後時，冒頓單於遺書高後侮辱戲弄，極為無理。呂後卻卑辭求和，贈送大量金絮繒和親，以換取暫時的邊境安寧。雖然如此，匈奴還是不斷地對漢朝進行侵擾劫掠。
文帝後六年（前158）匈奴軍臣單於率部大舉向漢攻掠，分兩路從上郡、雲中向南襲來，每路三萬大軍，首都長安告急，朝廷部署長安防守，立即調動軍隊，令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率軍駐長安西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駐渭北霸上；祝茲侯徐曆為將軍駐渭北棘北。文帝曾親赴軍營視察，了解防衛情況。
麵對匈奴不斷的內侵劫掠，文帝時賈誼在《治安策》中痛切地指出：“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無）已也。”
賈誼認為：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持）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救），怎麼能說國家有明智之人乎？非但倒懸而已，就如同足生了病無法走路，受了風，患了痱子，身上非常難受，所以臣認為是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皇上不使用，讓人為之流涕者的就是此事。
繼而，賈誼又說：“陛下怎麼能忍心以帝皇之號而為戎人的諸侯，勢既卑辱，而患不息，怎麼能長期安於處在這樣窮困的境地呢？”
總之，在賈誼看來，漢與匈奴的關係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關頭。文帝並不是不知道，隻是當時的曆史條件決定了他無法解決這樣重大的問題。
可是，隨著時空變幻，武帝即位後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不但經濟上出現了一片大好形勢，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後威脅漢中央政權諸侯王的勢力遭到了重大打擊，反擊匈奴的條件日益成熟。
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應如何去處理漢匈關係呢？此外，又怎樣處理與南越、閩越這類分裂割據勢力和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呢？這也是擺在漢武帝麵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關於使用、提拔有實際才能的人材和培養有知識、有文化的官吏治國的問題。漢初高帝從實踐中提拔了大量有才能的人材。
另外，高帝禮遇儒生，不輕易殺害，如楚懷王曾封項羽為魯公，後劉邦滅楚後圍魯（今山東曲阜），魯不降。諸儒猶自講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表示忠於魯公項羽。劉邦並未因此屠戮，而是引兵北去，讓人持項羽頭令魯人視之，魯父兄乃降。為表示尊重，又以魯公禮葬項羽，並為之發哀。
高帝十二年（前195）過魯，又以太牢禮祀孔子。太牢是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社稷時，牛、羊、豕三牲齊備的祭禮。這次祭祀，是曆代帝王祭孔之始。高帝尊重儒生的態度，曾得到儒生的回報，如秦博士叔孫通曾率魯諸生為漢製禮儀，劉邦過魯,《詩》學者浮丘伯曾率弟子申公進見劉邦。
漢朝初期，從高帝對各學派的知識分子采取尊重的禮遇的態度，但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通過興辦教育，培養人材，直接任用他們執政治國不夠。
文帝時雖稍“征用”一些文學之士居位，然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對賈誼等儒家學者並未重用。
漢武帝即位後，條件發生了變化，以往軍功當官的因年老已退了下去，而治理國家又需要大量有知識、有文化的官吏，儒家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派又能在這方麵提供大量人材。因此，興學，辦教育，培養大量有知識、有文化的官吏就成了當務之急。
由於漢武帝抱負大、要成就大的事業，所以還需要通過各種途徑提拔各學派中有用人材，選拔各種有實踐經驗有才能的人為國效力。能否完成這一任務也屬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
漢初六十多年曆史的發展湧現出三個潮流。一個是思想文化恢複發展的潮流，一個是經濟恢複發展的潮流，一個是中國由分裂走向大一統的潮流。
漢武帝就是在這三個潮流發展過程中孕育出來的曆史人物。他能不能解決這三個潮流發展所積澱下來的一係列問題，能不能把這三個潮流的發展進一步推向高峰，能不能振興國家、民族，使其登上一個新的台階呢？這就是曆史所賦予的任務。
漢武帝正是在逐步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展示他的宏圖遠略和雄心壯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