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建議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所以要探討這一問題，就要從董仲舒的建議談起。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天人三策》，以下簡稱《對策》）有這樣一段話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要求對儒家以外的百家學說“皆絕其道”，使“邪辟之說滅息”。這個建議就是說要“絕滅”百家，在思想領域實行專製。其建議很容易讓人理解為不讓讀儒家以外的書，不許儒家以外各家的學者做官。
漢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出現了一次尊儒活動。在這次活動過程中，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這一奏議提出要罷申、商、韓法家和治蘇泰、張儀縱橫家兩個學派的學者，罷除的範圍限製在這年所舉賢良方正之中。
究其做法，事出有因，由於酷愛黃老之學的竇太後健在，武帝正迷信陰陽家、方士，提“罷黜百家”顯然不合時宜。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這次活動的會稽人莊助（嚴助）因對策深受武帝賞識，被擺為中大夫，而莊助就恰是一位治縱橫術的學者。這次會議之後過了八個月，建元元年六月衛綰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罪）者不任職”為名被免去了丞相職務。
在同月，武帝任命竇太後的侄兒竇嬰為丞相，武帝舅父田蚡為太尉。這使政治、學術思想領域內的鬥爭進一步激化。在竇、田二人推動下，儒家治《詩》學者申公的兩個弟子，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議立明堂、尊儒。武帝用安車蒲輪請來申公，並接見。
不僅如此，趙綰出麵要求不向竇太後奏事，把竇太後排除於朝政之外。為此，竇太後大怒，遂導致趙綰、王臧下獄自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免職。
建元二年（前139）冬十月“禦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後，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注引應劭曰：“太後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後，太後怒，故殺之。”
這次事件是對儒家執政者的一次嚴重打擊。此後，武帝又把雜家東方朔、縱橫家主父偃、徐樂等人羅致在左右。
建元一、二年的尊儒活動遭到了重大挫折，至於董仲舒“罷黜百家”的建議根本無法執行。
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又發生了“置五經博士”和罷各家傳記博士的事件。這是武帝尊儒的又一重大舉措。
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東漢經學家趙岐在《孟子題辭解》中說：“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注疏中說：《論語》、《孟子》等為傳。
既然如此，自然“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等有關的傳記博士統統被罷黜了。而所謂“獨立五經”，就是國家隻立儒學的五經博士，儒學成了國學、官學，其他國立的傳記博士統統被罷除，地位下降。
就一從這個意義上講，有的學者更認為，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解釋可以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仔細推敲，這個解釋存在著以下兩個問題：
當時《論語》、《孟子》也被列入傳記博士而被罷除，既然其他各家的國家所立傳記博士被罷除被視為“罷黜百家”，《論語》、《孟子》所設傳記博士被罷除，是否可以說儒家也被“罷黜”了呢？
罷除了各家的傳記博士，並非不讓讀各家的書。
清王國維說：置五經博士後，“《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並罷，其罷之意則不同。《孟子》以其為諸子而罷之。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於博士而罷之者也”。並進而明確指出：“武帝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乃除中學科目於大學之中，非遂廢中小學”。
據王國維的意見，六藝（經）為漢大學科目，《論語》、《孝經》為漢代中學必修科目。這就是說《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雖然國家不設博士，但是並沒有罷除。
至於《孟子》等諸子傳記雖非中小學必修科目，也可以學習、流傳、收藏，所以也未罷除。《漢書·藝文誌》說武帝時搜求遺書，不僅搜求儒家經籍，“諸子傳說，皆充秘府”，也妥為搜求、保存、收藏。
漢武帝在置五經博士後，社會上也是可以收藏、學習、研究諸子百家的著作的。如“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再如成帝時成都嚴君平研究黃老之術，並著書十餘萬言，曾教“授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