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兩大社會思潮的發展及其對治國理論的探討，西漢初期關心國家前途的人們是回避不了的。漢武帝即皇帝位後，年齡小，好奇心強，希望找到治國的重大理論和方法問題，以大治天下。
故此即位不久就召開了舉賢良對策會議，會上連發三製，希望得到滿意的回答。漢武帝提出的問題是什麼呢？漢武帝認為，人們都說五帝三王（夏商周三代）實行王道，改製作樂而使天下洽和。為什麼他們死後大道微缺，敗壞到了桀紂當權、王道大壞。近五百年間，守文的君主，當途的賢士，想著按先王的法則治理天下，然而仍不能返回正道，而使社會一天一天衰亂下去。
王道到後王就終止了，是不是因為他們操持不準確陷入謬誤而失去了原意？還是上天降命使其不可複返，一定要到大衰敗而後才能停止呢？
現在所幹的都是些屑細的事情，早起晚睡，想效法上古，又有什麼補益呢？三代受命的符應表現在什麼地方呢？災異之變因何而起呢？性命之情，有的夭折、有的長壽、有的仁愛、有的貪鄙，道理究竟何在呢？
繼而，武帝又談了他治國所要達到的理想，即“百穀豐登，德潤四海，恩澤至於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並要求“明先聖之業”，“終始之序”的賢士大夫“明以諭朕”，“朕將親覽焉”。
董仲舒是參加這次會議的賢良之一，針對漢武帝所發三製提出的問題，他三上對策，就天人關係、儒學的價值、天與儒學的關係等問題作了回答。
談到天和天人關係的問題，董仲舒說：“天者，群物之祖也，所以天覆蓋、包涵著萬物，對它們一視同仁，建日月風雨以和美之，經陰陽寒暑使萬物成長”。
“人受命於天”，王者受命的符應就是祥瑞，今文《尚書·泰誓》說：“白魚人於王舟，有火複於王屋，流為鳥，此受天之符也。”又“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在性、命、情與教化問題上，董仲舒認為：“命（命運）者，天之令也；性者，人生來的資質也；情者，人之欲望也。人的夭亡、長壽、仁愛、貪鄙，是陶冶而成的，不能整齊劃一，是由社會的治亂所造成的。如堯舜行德教而民仁愛、長壽，桀紂行暴虐而民貪鄙。夭亡。”
董仲舒還認為：教化很重要，“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為了搞好教化，所以要：“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地方上的學校庠、序以化於邑。太學者，教化之本原也。”在以德治國，還是以刑罰治國，以及德、刑與天的關係方麵，董仲舒認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
董仲舒又認為：“天使陽出有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人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義）而恥犯其上。”在《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篇》則說：“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
仁、義、禮、知、信為德教之五常。五常就是治理天下原則，五常修飾好，就可“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關於改製、更化，董仲舒認為：“三王之道所視不同，非其相反。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無）變道之實。”道是什麼呢？道就是治國的道路、方法。因此，“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此處所說的“大一統”，不僅僅在於要以儒家學說統一思想，同時，還要據儒學思想正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綱常，還要“尊王攘夷”。所以，“大一統”思想非常適於漢武帝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和實現國家大統一的需要。而且，這種“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換句話說，就是說實現“大一統”是天意。
董仲舒在三上《對策》中，就天人關係；天與人的命運；性情與教化問題；天與德治、刑罰治國的關係問題；天與改製、更化問題；大一統五個問題等係統地闡發了自己的觀點，這些問題正是漢武帝大治天下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他的《對策》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可，《對策》後，他被任命為江都王相。
以上內容是三上《對策》的主要思想。這些思想反映了董仲舒與先秦儒家思想有顯著差別，也反映了他把先秦儒家思想發展了一步。董仲舒是首先把陰陽五行家的學說與儒家學說結合起來成為儒家宗師的。
董仲舒對儒家學說的發展主要就表現在他把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與儒家學說結合了起來，以適應當時社會思潮與政治發展的需要。他在《對策》中就很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