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策》中對漢武帝提出三代受天命的符應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回答。董仲舒認為天是萬物之祖，覆蓋、包含著萬物，建日月風雨調和萬物，經陰陽寒暑以成長萬物。這種天可以說是自然之天，客觀存在的物質之天。
但天在決定人間的事情上卻變成了有意誌有感情的神。天可以把擁有與治理天下的天命授與王者，受命的符應就是祥瑞，為愛護人君又可用災害、怪異對他進行譴告、使其驚懼而改正失誤。這種王權天授的理論，實際論證了漢室江山存在的合理性、神聖性。這一點恰是漢武帝令學者對策所要達到的目的。
董仲舒對儒家所主張的治國方略、辦法都說成是天命、天意。如說：“天任德不任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這裏說的德包含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德治，就是用儒家仁義等思想為指導所製定的政治製度、措施；另一方麵是教化，就是道德教化。
董仲舒指出如果用刑罰治國使天下衰敗了，就要改製、更化、改正朔、易服色，這樣做是“順天命”。並認為隻要按儒家這些治國的辦法辦，就會使王道複興、天下大治。這些自然是漢武帝樂意接受和需要的。正因為他把儒家的主張都披上了天、天命的外衣，所以說他把陰陽五行家和儒家學說結合了起來，發展了儒家學說。
董仲舒在《對策》中雖把陰陽五行說與儒家學說結合了起來，然而他畢竟是儒家的經學大師而不是陰陽五行家的方士。
首先，董仲舒維護儒家的道統。所謂道統，就是治國的道路、方法。儒家治國的主要特點是以德教（德治、教化）治國。仁義禮樂是進行德教的工具，仁義禮知信是德教的五個常用原則。
在董仲舒看來，時代在變化，朝代在更替，儒家治國的道，即治國的道路、方法是不變的。所以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秦朝治國專用刑罰，使天下大亂，這是廢先王之道的後果。因此就要改製、更化，重新改為用儒家的德教治國。這就維護了儒家治國的道路、辦法，維護了儒家的治國傳統，維護了儒家的道統。
其次，強調德教，即德治和教化。就是說國家的施政要適合人民的願望、利益，就應當領受大的俸祿，實際是要求實行儒家的仁政。
據此推理，也可以說，在董仲舒看來，適合民意，也就符合天意，從而達到天人合一。這就堅持了儒家的民本思想。這一思想在一定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實現的，對社會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所謂教化，就是道德教化，他強調教化，說“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今世廢而不修，亡（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等等。
在董仲舒看來，教化可以使民眾的道德素質提高，而防止民眾犯上作亂，統治者的統治就會鞏固。
總之，董仲舒闡發以德教治國，可以達到使天下洽和的理想境界。
其董仲舒從其天人感應的理論出發，認為天降災害、怪異是對帝王失道的譴責，目的是引起其驚懼而改正其錯誤。這實際上就是要限製、監督皇權。怎樣限製、監督皇權呢？董仲舒是治公羊大師，所以他說“《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這就是說他企圖以儒家的經典來匡正皇權。
中國封建社會中，皇權具有無限性和絕對性。而處在兩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卻試圖借天來限製、監督皇權，這在當時是很有新意的大膽的理論。這一理論填補了中國古代政治學說中的一個空白。
這一點不但繼承了儒家的精神，還促進了新的發展。至於這一學說借助了“天”的形式，則是曆史條件的限製和當時思潮影響所致，不必苛求於古人。不僅如此，在實踐中董仲舒還真的借天降災異來限製、監督漢武帝，結果險些被處死。這正說明他是個嚴肅的學者。
因為董仲舒適應形勢的需要發展了儒學，故此人們稱他的儒學為新儒學。漢武帝的尊儒術與董仲舒的新儒學有密切關係。
董仲舒重建了天的權威，吸收陰陽五行家鄒衍的學說，給儒學、也給皇權披上了神光聖彩。這正符合了漢武帝大治天下的需要，因此在漢武帝尊儒的活動中董仲舒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儒學被尊，也和儒學本身所具備的條件有關。如儒學是個百科全書式的學派，《易》、《尚書》、《春秋》、《詩》、《禮》、《樂》都是統治階級離不開的有用的學問。
孔子倡導的君臣、父子、夫婦的倫理綱常也是統治階級所竭力維護的。儒家的德治學說所包含的民本思想，反映了民眾的正當利益和願望，又是統治階級鞏固統治長治久安的需要。
漢朝建立到文帝已曆四十餘年，在太史公看來這四十餘年實行的“無為而治”就是“仁政”。道、儒兩家竟然如此會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