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走出莊稼地，參加了工作，那時還是生產隊。走出了莊稼地，並沒有離開農村，因為縣城被農村包圍著，縣城也是農村。
因為母親、哥哥、弟弟一直在農村，還因為我的胎衣埋在那一片土地裏。從八九歲開始，給生產隊割草、拾糞，為家裏掙工分。到十八歲離開家時，莊稼地裏的農活除了點種、掌犁這些技術含量高的活路外，其他農活幾乎都幹過。我不記得苦難和勞累，它給我的是快樂和美好的記憶。因此，一直想寫一寫這片土地和我們那個村子，寫一下那些熟悉的人的命運和他們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
寫這部小說的願望，最早萌生於20個世紀的90年代中期。那時在縣文聯工作，並且寫了大約五六萬字。後來因為工作變化，擱置起來，但心裏一直沒有放下。
2010年5月，因為年齡問題，工作崗位變了，可以不去上班了。我把塵封已久的草稿找出來，覺得到了能完成它的時候。時間已過去了十幾年，所有的東西都發生了變化。想寫的這部小說，主題雖然越來越明朗了，但故事的背景和人物、事件，需要重新設置、結構，直到9月份才開始正式動筆。
我不是一個意誌堅定的人，特別是在喝酒上毫無節製。因此，常在酒杯裏看乾坤世界，有些醉生夢死的味道，也就寫寫停停。醉裏寫的，清醒時看了不滿意；清醒時寫的，醉裏看了糊塗。加之這部小說大概生來命運多舛，到2011年4月，第一稿快要完成時，我突然得了一場病。之所以叫一場病，是因為雖然不是要命的病，卻需要做手術，而且手術還要叫大手術。準備在五月裏做手術時，九十多歲的老父親又因病住了院，並在住院兩個月後，永遠告別了我們。料理完父親的後事，我去做了手術。這手術確實不能說小，因為整整在手術室裏躺了八個小時。這八個小時裏，醫生們很辛苦，動刀動剪，把我的左肝葉和膽囊給切除了。幸運的是，從小就在野地裏瘋跑、在生產隊裏勞動，給身體打下了一個好基礎，恢複得很快；別扭的是，術後膽總管裏留了一個橡膠引流管，反複折騰了幾次，直到2011年12月底才拔去，把我給解放了。
這之中，幸虧有這部小說。我們互相牽掛著，惦記著，熬過了那些快樂或者不快樂的日子。
沒了一個肝葉和膽囊，身體應是輕鬆了些。酒也不敢喝了，該是更輕鬆了。所以2012年，輕輕鬆鬆走進了《灤河右岸》這片土地和裏麵的人物，開始和他們一起生活。
在這部小說中，確定了一個主題：土地的命運即農民的命運。因為在曆史的興替和社會的變革中，一個個王朝的興盛，常常是以變革土地的命運為手段的，而農民的命運，則是隨著土地的變革而改變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的“大包幹”政策，無疑是當代中國農村，在經曆了“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後，變革土地命運的又一個裏程碑。但隨著社會進步和農業生產技術革命日新月異時代的到來，它帶有“均田製”性質的土地經營方式，開始顯現出了一些弊端和局限性。比如，與新種植技術、種植模式推廣的矛盾；與規模化、標準化生產的矛盾；與農機化作業的衝突和對發展現代農業的製約。還有難以抵禦市場風險和應對市場經濟挑戰的問題，人們集體意識或者群體觀念淡化、缺失等問題——因為零零散散的“責任田”把一家一戶，局限在了一個個小圈子裏，它在更深的層麵上，對經營者的思想觀念、乃至道德人性是有著潛移默化影響的。因此，加快土地流轉，把土地和人組織起來，已成為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必須跨越的一道門檻，農業生產已到了重提“組織起來”的時候。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問題和製約，農村改革在走過最初的輝煌後，出現了“十年之癢”，“二十年之痛”。農業生產出現了增收趨緩、增收難等問題，並導致了農民紛紛外出打工。
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好事，也是曆史的必然，但這當中同樣也存在著一定的隱患。因為外出打工者大多是農村有知識文化的青壯年勞動力，使不少村子成了“留守村”。留在土地上的老人和兒童，根本無力經營“責任田”，有的“責任田”甚至荒蕪了。這其實也是一種土地資源的浪費。土地的資源不能得到很好的發揮和利用，是一種潛在的、巨大的浪費。這或許是個別現象、局部情況，但這種情況和現象不可忽視。因為種田效益低，與在城市裏哪怕是露宿街頭打工的收入差別太大，這種情況會愈演愈烈。這就呼喚對土地有新的經營理念，新的種植模式和新的生產效益。現在各行各業都在講人才流失，農村人才流失是最嚴重的。農村也需要人才，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弄不好它會形成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