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的文學革命發端於晚清，準確地說是發端於19世紀中和20世紀初。近代文學革命當從龔自珍倡導詩文革新為萌芽期，其標誌是梁啟超的新文學革命思想的提出。在中國文藝傳播上曾出現過多次文學革命論，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曾對中國散文的發展有重大作用，“文風複古”和“文以載道”的思想深刻影響著中國的舊式文人，但也成為新文學發展的羈絆。到了晚清，自龔始至梁為代表的文學革命，在文學的傳播形式和文學的傳播內容方麵提出一係列觀點，啟示著中國近代文學新的革命之路。
（一）龔自珍等“詩文革新”的傳播思想
龔自珍（1792～1841年），清末思想家、文學家。一名鞏祚，易簡，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於世代官僚文人家庭，27歲中舉，38歲中進士。曾任內閣中書官至禮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他支持林則徐禁煙，建議加強戰備。他反對清末土地兼並，反對君主獨裁。其為文縱橫，自成一家，詩風瑰麗奇肆，著有多種詩文和雜議論，輯在《龔自珍全集》中。
唐代韓愈創建的桐城學派及其“文以載道”思想和宋代學者提倡的“詩必言誌”，嚴重地影響著清初文人，使文學傳播始終禁錮在儒家思想的樊籠中，難以在新形勢下融入“經世致用”社會發展要求。龔自珍等人一反清初一代詩文的複古模擬之風，提倡文因時變，開創自由思想的風氣。針對以空疏之義理規定“文以載道”之“道”和以古人之性情規定“詩以言誌”之“誌”，強調“經世致用優先”的原則，重新審視唐宋古文運動提倡的“義法”之說和“肌理”之說。如包世臣就指出韓愈的古文之學本質上都是一種務虛不實，蹈空無用之學。他在《與楊季子論文書》中寫道：
竊謂自唐氏有為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
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子思歎聖道之大，曰：“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於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製，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於禮。”盡管包世臣所謂“大”而“實”之道仍不脫儒家思想的範疇，但已從經世致用的觀點指出韓愈等古文家隻是一群“離事與禮而虛言道”者，他們的“道”不過是一種“門麵語”而已。
曾國藩也反對桐城學派的擬古原則，他說：
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模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模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國藩提出“自然之文”的觀點，強調寫文章要合理和合情，擺脫形式和內容上的模擬。
龔自珍則先於他們堅決拋棄乾嘉興盛的考據之學，說：“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同時他強烈揭露晚清統治的腐朽和文字獄的殘酷，在1825年（道光八年）寫的《詠史》中寫道：“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批判了一般文人埋頭著書不問社會現實的庸俗狀況，結句借田橫抗漢揭穿清廷用仕宦利誘文人的欺騙性。他在晚年所著《己亥雜詩》中呼喊出渴望社會變革的聲音：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這是他為道士題的“青詞”，他幻想有一股“風雷”（即一種社會力量）來掃蕩社會，打破令人窒息的死沉局麵。
龔自珍在詩文革新上身體力行，其詩文有很大的政治傾向，他批判晚清統治階級，歌頌“狂”和大無畏的戰鬥精神，追求思想自由。在他的作品中，“狂士”、“狂生”、“狂客”、“狂言”屢見不鮮。所謂“狂”本是封建頑固派對龔自珍的攻擊和誹謗，龔自珍用於自稱，一方麵是挑戰式的回擊，含有憤激之意；另一方麵，這裏所謂“狂”，是與卑怯和奴性相對而言的。他的詩文詞鋒犀利，具有大無畏的戰鬥精神。他在《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中說，“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表現出頑強的戰鬥性。他針對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三畏”提出了四不畏：即“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表現了一位啟蒙主義思想家和文學家可貴的反傳統思想。
（二）梁啟超的文體革新及其傳播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