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在控製晚清文學傳播方麵所製定的律令是十分嚴厲，十分殘酷的。據史載，所謂的查禁律基本有兩條：一是“狂妄之徒，因事造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褻慢之詞刊刻傳播者，內外各地方官即時察禁，坐以重罪”。二是“凡坊肆市賈一應淫詞小說，在內交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轉行屬官弁嚴禁。有仍行造刻印者，職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千裏；市賣者杖一百，徙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與該部按次數分別議處。仍不準借端出首訛詐。”可見清代在控製文學傳播可謂異常嚴酷，從出版印刷到銷售、租賃、閱讀，甚至具體書目等都開列出來，幾乎把整個文學傳播的各個環節全都嚴格控製起來，其懲罰條例也非常嚴酷。但是，文學傳播以其巨大的反遏製力量繼續在民間發揮作用，這種“地下”傳播反而使這些查禁書獲得了更為堅強的生命力。
西學東漸與士大夫傳播思想的衍生
晚清時期，與文藝期刊同時的近代化報刊在中國誕生了。近代化報刊的出現是隨著西方國家的入侵和我國的半殖民地化開始的。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報刊，最先在中國境內出版的近代化報刊，都是外國侵略者、首先是傳教士創辦起來的。外國侵略者在華辦報，是它們文化侵略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和它們在華傳教、設立學校、創辦醫院和吸引留學生一樣，都是為了“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
一、由報刊引導的文壇傳播觀念
中國古代承擔文藝寫作任務的是士大夫，中國現代承擔文藝寫作任務的是作家。但是在晚清出現了一批由士大夫向“近代知識分子”轉化的過程，形成獨特的文藝傳播群——承擔寫作的報人。元明時期從事小說、戲曲寫作的人，由於沒有文藝傳播的公共空間，無法成為獨立寫作者，他們不能依靠寫作謀生，所以他們通常是另有經濟來源的士大夫階層，其知識身份的定位仍屬於儒者。他們讀的是聖賢書，想的是聖哲事，以儒家傳播思想為道德準則來規定自己的寫作傾向。
到了晚清，文藝期刊的出現，使原來的士大夫人員的寫作開始麵向社會公眾，即為普通老百姓寫作，特別是供新興城市的市民階層閱讀。早先士大夫寫的小說在封建時代的儒學思想規範下，是不容許公開傳播的，那種文言小說也不是供文化普及很低條件下的普通民眾閱讀，隻有少數士人和官吏去偷著看，像《紅樓夢》這樣的優秀作品也隻能私下傳播，為讀聖賢書的人所不齒。文藝期刊的廣泛傳播，普通老百姓也逐漸進入士大夫的視野，原有的儒家思想規範下的寫作已不能滿足新的讀者群的需要。又因受西學思潮的影響，“經世致用”的思想逐步成為新寫作群的主旨。這就意味著以儒學為本體的士大夫開始發生本質的變化，他們雖然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但已經從士大夫的概念脫穎而出。“先進士大夫期待的往往是老百姓士大夫化。清初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王夫之對抗清‘義軍’流露的失望，實際上都體現了這一態度。”儒學信條在晚清士大夫身上漸漸淡化。
“經世致用”的思潮，意味著士大夫開始擺脫元明儒家“理學”和“心學”的羈絆，重視用學問解決具體的現實的問題，一改空泛的倫理討論為一種“實用主義”態度。當時魏源等人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正是從“經世致用”出發的。“西學東漸”的直接結果是改變了士大夫的知識結構，使之向知識分子轉化。
隨著西學的傳播，新聞出版業的發展，“文學救國”論的興起，一批士大夫漸漸步入報界成為報人，當時一些舉人、進士，甚至翰林都有進入報界的，梁啟超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文藝期刊這種新型傳播媒介也隨即改變了士大夫的身份，士大夫身份的轉型也為西方引入的報刊塑造了一批新的作者群。1861年11月，英國商人創辦了《上海新報》，它是上海第一張中文報紙，用進口白報紙兩麵印刷，鉛字排印，機器印刷。新型的傳播媒介立刻吸引中國廣大的城市平民，使這份營業性報紙獲得了豐碩利潤，以至英國商人美查放棄原來經營的茶葉與棉布生意，改而創辦《申報》。《申報》嚐試麵向包括士大夫在內的城市“公眾”，並從文體上革新，力求通俗文雅，創造一種全社會兼容的雅俗共賞的文學氛圍，“報章體”也就由此產生。近代都市化經濟，造就了一大批有固定收入的市民，他們成為閑暇時閱讀報刊的受播群體，從而構成都市式文化市場，也擴大了晚清早期報刊的生存空間，也為仕途受阻的士人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