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鴉片戰爭打開清廷國門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華享有“治外法權”，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製約。列強還在上海、漢口等地以租用土地為名，建立租界，攫取租界地區的行政司法大權，形成一個個“國中之國”。由於清廷的封建文化專製，中國報業基礎隻能設在清廷新聞法規無法發生作用的租界內。在清廷統治區內，洋人主辦的報刊也因有“治外法權”作為護身符而可以不受清廷法規管束。八國聯軍入侵以後，中國已淪為列強共管的半殖民地。1911年10月8日，兩廣總督張鳴岐就打著外國人旗號的革命報刊“究應若何辦理”，以及是否適用本國報律等問題打電報向民政部請示。民政部將電報谘送外務部商議辦法。外務部做出的答複：“報館既掛洋旗，則吾國報律不能適用。因吾國領事裁判權尚未收回故也。現在隻好電商該外國駐粵領事，請其秉公幹涉”
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報刊大論戰
1905年底，中國同盟會成立不久，資產階級革命派與資產階級改良派之間，展開了一場關於中國命運的大論戰。救亡圖存：改良還是革命？這場論戰，是在對方的報刊間進行的。同盟會在東京出版的《民報》，和改良派在橫濱出版的《新民叢報》，是論戰雙方的主要陣地，投入這場論戰的雙方國內外報刊先後有20多種。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場關係中國前途的政治大論戰，一次引導廣大革命群眾從保皇迷霧中醒悟過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促進、推動了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蓬勃發展。
一、兩種思想的新聞戰
20世紀的第一年，清王朝的王侯卿相是在恐慌中度過的。先是義和團的勇士們進入北京，接著八國聯軍以守護使館為由，進犯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慈禧太後不得不恬著老臉，寡廉鮮恥地承諾“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甘當列強在華的代理人，才得以用一部《辛醜條約》，繼續做中華帝國的統治者。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寄之無望，愛國的仁人誌士，毅然選擇了推翻封建統治的革命道路。
因維新變法而逃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此刻雖懷革新之誌，但仍認為中國國民愚昧無知，隻能以明君實行立憲，不可行民治。他們仍然幻想在根本不動搖封建統治的基礎上，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發展資本主義。
1898年政變後，康有為逃亡日本，拒絕與孫中山合作；1899年在溫哥華創立保皇會，奔走呼號，以救光緒皇帝。他們攻擊革命不但不能挽救中國危亡，反而將招致天下大亂、亡國滅種的後果。1902年，康有為公開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康梁一夥，已由維新派墮落為保皇派，成為阻礙革命的羈絆。
1901年8月，革命與保皇之爭，已初露端倪。章太炎在秦力山主編的《國民報》第4期上發表《正仇滿說》，批駁梁啟超發表於《清議報》上《積弱溯源論》一文中提出的所謂革命就是“仇視滿人”的謬論，向保皇派放出了第一槍。
1902年保皇派在廣州出版的《嶺南報》攻擊革命派策劃的廣州起義，革命派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日報》嚴詞痛斥，雙方筆戰逾月，這是兩派報刊之間的第一次直接交鋒。
1903年6月，章太炎在上海出版的《蘇報》上發表《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黃世仲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日報》上發表《駁康有為政見書》，對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所散布的“滿漢不分，君民同治”等謬論加以駁斥。
1903年12月和1904年1月，孫中山在美國《檀山新報》上發表《敬告同鄉書》和《駁保皇報》兩文，對保皇派《新中國報》散布的“保皇即革命”，予以揭露：指出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指出強權世界，講勢力不講仁義，若人心日醒，大舉革命，起而倒此殘腐清政府，則列國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
以上這些論戰，是零星的、分散的，還沒有形成係統的全麵的辯駁。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保皇派的報刊宣傳聲勢雖減，但並不甘心失敗，繼續在他們的機關報上大放厥詞，散布抵製革命的言論，欺罔世人，蠱惑讀者。種種跡象表明：保皇派的輿論宣傳已成為革命形勢發展的嚴重阻礙。一場摧毀保皇派的思想囹圄，擴大革命陣地的論戰，勢在必行。
二、大論戰的代表作
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從創刊的第一天起，就主動向保皇派報刊發起進攻。孫中山的《民報·發刊詞》，為大論戰製定了總綱。創刊號上發表了朱執信寫的《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汪精衛的《民族的國民》、陳天華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對康有為、梁啟超的“盛誦夫君主立憲之美”的種種謬說，進行點名批判。康梁方麵，立即在《新民叢報》做出回應，並把在該報發表過的、闡明他們觀點的一些文章，輯成一部題為《中國存亡一大問題》的小冊子，加印1萬份，在社會上廣為散發。這是《民報》與《新民叢報》展開大論戰前的一次前哨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