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們不難想到,中華古代文化有兩麵,有人文、儒雅、智慧、純樸、自然、和諧、超脫的一麵,同時又有殘忍、愚昧、虛偽、庸俗、封閉、專製、停滯的一麵,可以說是精華與糟粕並存。這就要看我們所處的曆史文化語境的狀況。“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傳統文化的殘忍、愚昧、虛偽、庸俗、封閉、專製、停滯妨礙了我們的生存與發展,“反傳統主義”自然就占了上風。現在,當社會轉型時期的拜金主義、拜物主義和消費主義等“汙染”了我們的生活時,人們想到並推崇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儒雅、智慧、淳樸、自然、和諧和超脫,不也是很自然的嗎?我還想說的一點是,中國傳統文化有幾千年的曆史,在國家與民族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關頭,人們都不能不麵對這個悠久的文化傳統,無論是把它看做“負擔”,還是把它當成“資源”。曆史的經驗已經反複告訴了我們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傳統是活著的,它就在我們的身旁。我們“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傳統文化對於我們是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麵”(艾略特語)。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這些大詩人就在當代詩人的身邊,他們的精神生命沒有過去。如何接過他們燃燒了兩千餘年的詩歌火炬是我們今人的責任。因此處理好“古”與“今”的關係,無論對於過去還是現在,都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小事。
同樣的道理,本課題的確立並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乃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要求。一個社會必須建立一種思想的製衡機製,實現思想的“生態良性互動”,才能保持穩定與發展。所以這個課題對社會現實雖“無”直接的“用”,但卻是“無用之用”,即通過作用於社會心理,營造社會氛圍,來製衡社會現實中廣泛流行的“庸俗”習氣,為社會的優良風氣的培育盡綿薄之力。
二、本課題研究現狀及其分析
我們不能不對古代文論進行現代的闡釋,但同時又不能不力求曆史本真;不能不尋求古今中外的共同性,又不能不堅持民族特性。不難看出,我們遇到了一個兩難困境。
“中華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這一課題,屬於中國古代文論的“宏觀研究”。20世紀的中華古文論的研究,可以分為曆史的、微觀的和宏觀的三種研究。開始得比較早、成果比較多、影響比較大的是“曆史”研究。這方麵的著作很多。陳鍾凡的《中國文學批評》(1927年,上海中華書局),方孝嶽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年,上海世界書局),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1934年,商務印書館),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年,人文書店)等,是較早出現的古代文論的曆史研究著作。1949年以後,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著作數量很多,但影響較大的仍是“批評史”方麵的著作,如郭紹虞改寫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傑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還有敏澤的兩卷本《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蔡仲翔等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以及新近完成的由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八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等。此類著作對於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其貢獻是巨大的。它們不但考訂了文論的事實,收集了豐富的各代文論資料,梳理了中國文論的曆史流變,也不同程度地對曆代文論觀點進行了闡釋。今後,這種模式的研究無疑還會有新的發展。但是,這種模式研究的缺陷也是明顯的,即它們作為一種“曆史”呈現,對如何使中華古代文論通過轉化,成為“現代形態”的文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作用就比較小。當然,與上述“曆史”研究同時,所謂“微觀”研究也很活躍,這表現在對古代單篇的文論論著、單個文論家、單個文論命題、文論範疇、文論流派的研究及對某個曆史時期文論的研究上麵。這類研究就數量而言也很不少,並且也都十分注意突顯民族的特性;然而對於中華古代文論整體的研究與把握,並通過這種整體的把握揭示其具有世界意義的普遍規律,以融合到中國現代文論的體係中,為我們今天所利用,就顯得十分缺乏了。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在這一領域研究的學人終於認識到除了“曆史”的研究和“微觀”的研究以外,還必須有“宏觀”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