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研究的構想是,中華古代文論遺產十分豐富,它不僅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而且在揭示文學問題的普遍規律上麵,也有獨特而深刻精微的見解。這些見解若能經過現代的闡釋和轉化,完全可以與西方的文論形成互補互動,為世界文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如有的學者指出:“倘若我們希望古代文論作為一種藝術原理的概括而以其理論威力介入當代文論,那麼我們還必須有意識地開始側重一種開放性的宏觀研究。”（南帆:《我國古代文論的宏觀研究》,載《上海文學》,1984(5)）另一學者在談到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時也說:“研究中國文學史,如果毫不著眼於民族心理素質的發掘、民族審美經驗的總結以及在這種心靈支配下的民族文學傳統發展規律的探討,而隻停留在一人一事的考訂、一字一句的解析上,那是遠遠不能滿足時代對我們的要求的。總之,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我們麵臨的是一個宏觀的世界,迫切需要我們去從事宏觀的研究。”（陳伯海:《宏觀的世界與宏觀的研究》,載《文學遺產》,1985(3)。）這兩個學者的意見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都主張“宏觀”研究,特別在希望進行“藝術原理的探討”和“發展規律的探討”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就是說,那種微觀的一人一事一個觀點的考訂、解釋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揭示古代文論的民族特性前提下對普遍規律的探討。
隻有這樣,才能總結出具有世界意義的普遍規律,介入當前的文論建設,才可與世界對話與溝通,從而改變那種西方現代文論“霸占”中國文學論壇的局麵。
在上述思想達成了某種共識的條件下,中國文論界逐漸湧現出一批“宏觀”研究著作。這類著作的一個共同的理論假設是,除《文心雕龍》這樣“體大思精”的少數著作外,中國古代文論著作多數是零散的、經驗式的、隨感式的、直覺式的、點到即止的,但我們不可看輕這樣的形態,實際上在它們的深層隱含著一個潛在的體係,有對文學共同規律的揭示。如陳良運的《中國詩學體係》(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全書分為“言誌篇”、“緣情篇”、“立象篇”、“創境篇”和“入神篇”。作者認為中國古代文論的體係是“發端於誌,重在表現內心;演進於‘情’與‘象’,注意了‘感性顯現’;‘境界’說的出現與‘神’的加入,使表現內心與感性顯現都向高層次、高水平發展”（陳良運:《中國詩學體係論》,2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作者按照這樣的思路,細針密腳,編織得頗為清晰,展現了中國詩學的邏輯體係。又如,在文藝心理學方麵,陶東風的《中國心理美學六論》(199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以“虛靜論”、“空靈論”、“言意論”、“意境論”、“心物論”、“發憤論”為思想線索,展開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審美心理學的闡釋,達到了較高的學術境界。季羨林教授曾稱讚此書“是一部很值得、很有獨特見解的書”,並認為其中“言意論”一篇“貫穿古今,融會中外”（季羨林:《門外中外文論絮語》,見錢中文等主編: 《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 換》,
10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能不能“貫穿古今、融會中外”確實是衡量這類著作學術質量高低的標準。既然是宏觀的研究,就不能是就“興觀群怨”談“興觀群怨”,就“以意逆誌”談“以意逆誌”,就“神思”談“神思”,就“意境”談“意境”,而是要把中國古代文論放置到古今、中外所形成的視界中去考察,去探求,去把握,並從古今對話、中西對話中得出必要的結論,甚至提出新說。目前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所遇到的最大難點就在這裏。
在宏觀的研究中,那種將古今或中外的概念、範疇加以簡單對應、庸俗類比、隨意闡釋的現象還嚴重地存在著。更嚴重的是用西方文論的名詞術語隨意剪裁中國古代的文論。這樣淺陋化的“宏觀研究”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不但辱沒了民族的傳統,也糟蹋了現代的或西方的文論。在這裏,我們不能不對古代文論進行現代的闡釋,但同時又不能不力求曆史本真;不能不尋求古今中外的共同性,又不能不堅持民族特性。不難看出,我們遇到了一個兩難困境。
本課題同樣麵臨這樣一個兩難困境。我們將不得不尋求新的思路,新的學術策略,對目前學界同行所麵對的“困境”有所突破。
三、本課題研究之學術策略
中國古代文論中宏觀研究“兩難困境”之化解,一定要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適當的學術策略。我們的策略可以表述為堅持“三項原則”,即曆史優先原則,“互為主體”的對話原則,邏輯自洽原則。
我們認為中華古代文論中宏觀研究“兩難困境”之化解,一定要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適當的學術策略。我們的策略可以表述為堅持“三項原則”,即曆史優先原則,“互為主體”的對話原則,邏輯自洽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