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堅持曆史優先原則。曆史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客觀存在過的一段生活,如“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有過錯綜複雜的鬥爭,最後是以蜀國和吳國滅亡為結束,這是一段客觀存在的曆史;二是指對某段客觀存在的生活的記錄和研究,如《三國誌》作為曆史著作就是對三國時期那段生活的記錄和研究,這種記錄和研究必然含有記錄和研究者的主觀成分在內,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義的“曆史”是不可能完全“複原”和“再現”的,因為人們探究曆史(第一義),要依靠第二義的“曆史”。既然第二義曆史帶有記錄者的主觀成分,那麼作為遠離曆史(第一義)的我們又怎麼能完全客觀地求得曆史的本真呢?就像《三國誌》隻是其作者的記錄,作者的立場是明顯的,確有不夠公正的地方,我們如何能從這裏得到完全客觀的本真的曆史呢?由此可見,所謂“恢複曆史本真”這隻是人們的願望。但是,我們可否因為這個原因就不去尊重曆史呢?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我們要了解古代的事物,例如了解古代文論,就必須盡可能地將其放置於原本的曆史語境中去考察,因為古代文論不是獨立於當時的社會狀況孤立發展的。盡管曆史不可複原,但我們可以通過科學的考證和細致的分析盡可能接近曆史。因為隻有把古代文論放置於曆史文化語境中去考察,充分了解它借以產生的條件和原因,揭示它的意思所在,那些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文論家所發表的不同文論,才可能被激活,才會從曆史的塵封中蘇醒過來,以鮮活的樣式呈現在我們麵前,從而變成可以被人理解的思想。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要堅持曆史優先的原則。
(二)堅持“互為主體”的對話原則。西方文論是一個主體,中華古代文論也是一個主體。中西兩個主體應互為參照係進行平等的對話。西方文論憑借其政治經濟方麵的優勢,成為一種“強勢”話語,構成了對中國文論的貶抑態勢。這種情況是不利於中西平等對話的。所以,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子孫,對自己的祖先所創造的文化(其中也包括曆代文論)應抱著一種有鑒別的認同的態度。這種態度比之於言必稱希臘,言必稱西方,是更合理的。根本之點是中華古代文論的確包含真理的因素,我們沒有理由不尊重真理。20世紀以來那些為學術的現代轉型做出巨大貢獻的大師,差不多都是持這種態度的。例如王國維說: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王國維:《國學叢刊序》,見《王國維文集》,第4冊,365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王國維顯然是想在中西學術之間為中國的學術和中國古代的學術爭一個平等的地位,其中透露出來的民族感情是顯而易見的。章太炎也說: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於口。今日中國不可委心遠西,猶遠西不可委心中國也。（章太炎:《原學》,見《國故論衡》,上海,大共和日報館,1912。）這些話表麵看起來不偏不倚,但在那個歐風美雨的異常氣候下,他的這些話不能不說是在為傳統學術打抱不平。大師們還提出了一個堅持中西之間要“互為主體”的原則。西方是一個主體,中國可以以它為參照係;中國也是一個主體,西方也可以以中國為參照係。陳寅恪則說: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4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所謂“了解之同情”,就是對於古人的學說,先要搞懂,有真的了解,在這個基礎上的“同情”,就是實事求是的肯定,而非極端的民族本位主義。我認為說得更具學理性的是賀麟,他說:舊的裏麵去發現新的,這叫做推陳出新。必定要舊中之新,有曆史有淵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種表麵上五花八門,欺世駭俗,競奇鬥異的新,隻是一時的時髦,並不是真正的新。（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見《文化與人生》,5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的確是如此,學術的進步不是憑空出現的,任何新的學術創造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方能有一個蓄積過程、出發過程和創造過程。這樣的學術創造才是有價值的。所以對於我們民族古人在幾千年間累積起來的學術,我們必須十分珍惜。“舊中之新”才是有根底的新、真正的新。總之,中華民族傳統的文論,是一種“舊”的東西,但是一旦把它激活,它的精微深刻之處,就會顯示出來,它完全有資格作為一個主體參與對話。
我們這樣說的時候,並沒有排斥或擯除對話的另一方———西方文論。“學術無國界”,真理並不完全在某一個民族的手裏。真理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學術大師手裏。盲目的本土主義是毫不足取的。西方文論作為西方文化的產物,同樣也是源遠流長的。特別是自文藝複興運動以來,隨著歐洲、北美科學技術和物質經濟的飛速發展,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理論,憑借其經濟政治實力與哲學思潮的更替,也得到了十分可觀的發展,有意義有價值的新說迭出。特別是在20世紀,西方出現了“批評的世紀”,文學理論批評此起彼伏。這一點我們在本書開始時就談到了。我們當然不讚同“西方中心主義”,但是西方文論也有諸如善於分析和立論等長處。而且作為“他者”,“他”可以用一種“陌生化”的眼光,更能見出中國文論的長處與弱點。更重要的是,中國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作為不同文化條件下出現的“異質”理論,彼此之間可以“互補”、“互證”和“互釋”,從這種“互動”中取長補短,這對於揭示文學的共同規律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