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間以“對話”取代“對抗”是最佳選擇。陳寅恪說過: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見《金明館叢稿二編》,252頁。）這種態度是清醒的、通達的。
對話就要有共同的話題。而恰恰在文學和文論方麵,共同的話題是很豐富的。例如,文學是人類的精神家園之一,但是不同民族的文論如何來理解這種精神家園呢?這就很不相同,各有特點。這實際上是對“文學的本體”問題的回答。中國文學最初就是從抒情的角度來理解文學,運用文學,因此中國古人對文學的理解概括地說有三個層麵:第一,從人的物理—心理的層麵看,文學是由“感物”引起,認為“情”是先天的,情必須接物,才能引起“感應”。
“感應”不是模仿,它是一種特殊的微妙的心理活躍過程。第二,從心理—倫理的層麵看,文學是“情”與“誌”的抒發。“詩言誌”、“詩緣情”、“以情觀物”、“情者文之經”、“景語即情語”等說法,一直是中國文學本體論的基本命題之一。從物理—心理的“感物”到心理—倫理的“情”與“誌”的激發,這就又遞進了一層。情誌是內心的活躍的力量,它是文學對象,即使詩人寫的是自然景物,說到底也是寫情誌活動。杜甫的“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表麵看純是寫景,實際上是寫杜甫的思鄉之情。“以情觀物”、“以景寫情”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基本模式,其原因即在中國古人對文學做這樣的理解中。第三,從自然之道的層麵看,人的情誌又從何而起?在中國古老的“感物吟誌”中,人與物互相感應,這是“天人合一”之“道”的實現。在“天人合一”的實現中,人與自然的溝通顯示著某種超驗的宇宙哲學原理。從第二層到第三層又是一次遞進。我們不能把古人的文學“教化”論過分誇大,要看到在文學本原上,我們的先輩提供了更多的東西。上述三層麵的“遞進”,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天人合一”式“文學本原”論了。
在上述簡單的對中國古代文學本原論的分析中,人們不難了解,在這裏已經有了中西的對話,因為這裏所提到“物理”、“心理”、“倫理”、“哲學”等術語及其運用,層次的遞進分析,與西方“模仿”說的比較等,就是用現代西方的學術視野和方法來闡釋中國古代文論,這裏就含有“對話”成分。此外,我們還有文學的創作問題、文學作品問題、文學鑒賞問題、文學抒情問題、文學敘事問題、文學理想問題等,都是中西文論對話的共同話題。本書將就這些世界文論的共同話題,進行中西的平等對話。
(三)堅持邏輯自洽原則。中西文論對話是有目的的,不是為對話而對話。中西對話和對話式的比較,都不是牽強附會的生硬比附對應,我們的目的不是給中國古老的文論穿上一件西式的洋裝,也不是給西方的文論穿上中國的旗袍,我們的目的是為了中國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的建設。就是說,通過這種對話,達到古今貫通,中西彙流,讓中國古老的文論煥發出又一次青春,實現現代轉化,自然地加入到中國現代的文論體係中去。那麼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這就要在中西對話中實現“邏輯自洽”。所謂“自洽”,就是我們所論的問題,無論是以西釋中,還是以中證西,或中西互證互釋,都必須做到“自圓其說”。所謂“邏輯”也不僅是形式邏輯,更應該是辯證邏輯。既注重了解中國古人的意思所在,了解古人用心之苦,而不過分拘泥於個別字句的解釋,也要了解西方文論的意思所在,以全麵、深入、變化的眼光來考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