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降,佛理滲透於文學藝術更為常見。以“心”為主和心物相交的理論,成為文論、畫論、書論、樂論中的時尚。如“從心者為上,從眼者為下”(《張懷瓘論書》),“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璪《繪境》),“物在靈府,不在耳目”(符載論畫,見《唐文粹·觀張員外畫鬆石序》),“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心而得,曰取思”(王昌齡論詩,見《唐音癸籖》卷二)。“遊心”、“運心”、“揚心”、“生心”和“持心”之類的詞語在各種文論著作中出現就更多了。到了明代,王陽明力主“心學”,認為“天下無心外之物”。他的弟子為他選編的《傳習錄》有一段說:“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雲:‘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心外。”不難看出,這些理論都與佛教的“心性”說密切相關。
當然,我們必須明白,佛教“以心為本”的“心性”說之所以能進入中國的文論,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中國的老莊道家也是主張“心”的作用的。道家的許多觀念,如“心齋”、“坐忘”、“虛靜”、“神遇”、“逍遙遊”等,都是用“心”的學說,所以在中國哲學和文論史上,道家與釋家的理論是“互證”、“互釋”的,甚至是融合在一起的,難於截然分離。道家的學說可以說借佛理而更彰顯了。所以,中國古代文論說起來是儒、道、釋三家,實際上主要是儒、道兩家。
四、儒家和道家的詩歌功能觀
儒家的文學觀念以社會為本位,是外向性的,這樣他們就把詩歌當成組織社會的工具。他們的詩歌功能觀,很自然地就以實用為目標。道家的文學功能觀可以說是審美的自由,是無直接目的的,與儒家的重實用的詩學功能觀是很不相同的。
儒、道兩家對文學功能的看法,與他們的文學觀的差異密切相關。儒家文學觀以社會為本位,是外向的,他們把詩歌當成組織社會的工具。他們的詩歌功能觀,就以實用為目標。詩歌的功能在實用,是曆代儒家的主張。孔子的“興、觀、群、怨”論集中體現了文學的實用功能的見解。《論語·陽貨》說: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劉寶楠注:《論語正義》,見《諸子集成》第一冊,374頁。）《論語·子路》中也說: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同上書,285頁。）上麵這兩段話,說明了孔子是認識到詩的實用意義的。什麼叫興?就是說因詩是用來描寫現實生活的,所以有感染的力量,能使人讀詩之後,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新的啟發,這即是所謂“感發意誌”(朱熹注)。什麼叫觀?既然詩能夠描寫現實生活,那麼在詩裏就可以“考見得失”(朱熹注),“觀風俗之盛衰”(鄭玄注),使人更正確地理解和認識人類社會的現實生活。什麼叫群?詩既是集體生活的產物,所以可以“群居相切磋”(孔安國注),適合於群的教育。什麼叫怨?就是“怨刺上政”(孔安國注)。詩既反映現實生活,所以又是人類鬥爭的工具,一方麵諷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一方麵起改造社會的作用。就孔門詩教講,是重在“溫柔敦厚”(《禮記·經解》),所以朱熹注又說“怨而不怒”。什麼叫“專對”?是說擔任使節任務後,能夠運用《詩經》裏的話交涉應對,隨機應變,獨立行事。
總結起來,儒家對文學實用功能的看法有以下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