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簡析一個案例:雙重解釋的路徑
如何對中華古文論作“曆史文化語境”和“現代闡釋”呢?具體的路徑應該是怎樣的呢?這裏我舉一個例子,非常簡要地談一談。
王國維在晚清時期提出了“境界”說,這幾乎是大家談爛了的話題。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評述了對“境界”說的六種較為流行的解釋。這些解釋一般都隻是根據王國維所提供的《人間詞話》這部書的文本而提出的。其中有“情景交融”說、“詩畫一體”說、“境生象外”說、“生氣遠出”說、“哲學意蘊”說、“對話交流”說等,這些說法對不對呢?不能說不對,可以說都有片麵的道理,但很難說獲取了王國維“境界”說的“真義”。因為這些說法都是根據王國維的個別論述推斷出來的,看不到“曆史關聯性”、“文化關聯性”和“社會關聯性”。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前期的作品,是中西合璧的產物,但更是王國維所生活的時代的曆史文化的產物。《人間詞話》發表於1908年。已經到了清朝即將滅亡的時候,也是中國處於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淩麵臨亡國滅種危險的時候,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稍有愛國心的知識分子,都為中國衰落的命運感到擔憂,並願意為中國的複興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對於文學的創作,當然也要體現時代的需要,要大聲的呐喊,喚醒全中國的人民,認識到中國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應該萬眾一心,挽救垂危的中國。與王國維同時代的梁啟超鼓吹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也是救國的一種表現。在這種情況下,王國維開始了對哲學和文學的研究,包括對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研究,其中文學研究代表作有《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三種。《人間詞話》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人間詞話》的產生不是偶然的,作者有很強烈的問題意識,那就是對清代的詞和詞學中的形式主義傾向表示極大的不滿,力圖用他的著作來補偏救弊。因為他覺得他所處的時代,再不能沉迷於形式技巧的玩弄。時代需要血寫的鮮活的真實的文學。
這一點要從王國維對於清代許多詞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不滿說起。王氏說:“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相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之詞不可學。學南宋者,不祖幼安,則祖白石、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曠、滑稽,以其粗曠、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幹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王國維著,佛雛校輯:《新訂〈人間詞話〉》,95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王國維又說:“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才分有限也。近人棄周鼎而寶康瓠,實難索解。”（同上書,96頁。）由此可見,王國維標舉“境界”說,實在是出於對清代的早期浙西派詞風十分不滿,因為浙西派一味推重南宋玩弄音律、典故、雕琢字句的形式主義的詞風(辛棄疾等人除外),與他的文學觀念不合。他極力推重李煜的詞,北宋諸大家的詞,對於南宋則充分肯定辛棄疾的詞。他特別標舉的“境界”說,實乃出於對詩詞表現真景物、真感情的重視,對詩詞內容的應具有生命力的重視,其針對的就是在清代影響巨大的浙西派詞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