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共同體自從出現了城市以後，就有了城市與鄉村的分化。馬克思認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製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曆史直至現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頁。對中國社會有著深刻理解的費正清則說：“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是農村為數極多的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那裏每個樹木掩映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原有的土地，沒有什麼變化；另一方麵是城市和市鎮比較流動的上層，那裏住著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勢者的家庭。”“社會的主要劃分是城市和鄉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動上層階級人口之間的劃分。”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6頁。
城鄉關係是一種特殊的、複雜的區域關係和社會關係，它是指城市與鄉村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資源、環境及發展空間等諸多方麵相互聯係、相互製約而形成的結構與格局。參見邵峰：《均衡浙江——統籌城鄉發展新舉措》，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進入工業化社會後，城鄉關係是整個社會變遷的一條主線，各種關係的變化大多與城鄉關係變化有關，或是由城鄉關係變化決定的，或是從城鄉關係變化表現出來的。
一、城鄉一體化：從鄉村化時代走向城市化時代
改革以前，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明顯。通常，城鄉二元結構伴隨著工業化的起步而產生，並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演變。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指出：“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曆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
“第一個趨向”實際上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產生與不斷強化的過程。“第二個趨向”實際上是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弱化與向現代一元結構轉化的過程。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當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後，工業自身積累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又適時調整發展政策，加大工業對農業、城市對農村的支持力度，促進工農、城鄉協調發展。這樣，城鄉二元結構中的傳統“一元”逐步弱化、縮小，傳統與現代並存的二元結構最終轉變為城鄉一體化的現代一元結構。
(一)城鄉關係——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化
城鄉關係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早在1898年，英國學者埃爾尼澤·霍華德(EbenezerHoward)在《明日的田園城市》中提出城鄉必須“成婚”，他說：“城市和鄉村都各有其優點和相應缺點，……城市和鄉村必須成婚，這種愉快的結合將迸發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埃爾尼澤·霍華德：《明日的田園城市》，金經元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8—9頁。此後，很多關於城鄉關係的研究者提出了各種處理兩者關係的觀點和城鄉發展模式。在國內最受到注意的則是城鄉融合和城鄉一體化的觀點。
1.城鄉關係和城鄉發展模式探討
段娟、文餘源、魯奇對2004年以前15年國內外城鄉互動發展研究做了一個述評，段娟、文餘源、魯奇：《近十五年國內外城鄉互動發展研究述評》，《地理科學進展》2006年第4期。本部分以下未注明的介紹都來自該文。指出，普林斯頓首次對城鄉相互作用進行了定義，他劃分出城鄉相互作用的五個類別：人的運動此處譯為“流動”更好，如人的流動、商品的流動、資本的流動。、商品的運動、資本的運動、社會交易、行政和服務的供應。其中，古爾德認為城鄉相互作用是“人、商品、技術、貨幣、情報和思想在城鄉間的雙向流動”，“這些流動不僅是發展過程的特征，而且是鄉村和城市本身的特征”。朗迪勒裏認為區域係統中的城鄉聯係具體包括七類，即物質聯係、經濟聯係、人口移動聯係、技術聯係、社會相互作用聯係、服務傳遞聯係及政治、行政和組織聯係。昂溫(Unwin)認為農村的變革包括土地製度改革的實施、集體和國有農場的私有化以及農戶可獲取的收入來源的多樣化等，這些途徑共同作用於農村地區，很可能是促進城鄉互動發展的力量。喬治認為交通發展對城鄉互動產生著巨大影響，交通設施的發展有助於大城市區域的擴展，這種擴展以集中型的城鄉互動、人口的大麵積遷移、迅速的土地改革、城鄉特征的日益融合、點狀和帶狀形式的貿易發展為特征。普爾(T.Pfer)認為政策體製是城鄉互動發展的製約因素，政府部門、私人企業以及社區對政策框架製訂會施加影響，進而影響城鄉聯係。格蘭(Gelan)用城鄉CGE模型考察了貿易開放對結構變革和經濟總體增長的影響，模擬結果表明城鄉之間貿易的開放有助於城鄉互動發展。還有學者認為，鄉鎮企業的發展和鄉村工業化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城鄉互動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中國國內許多學者都認為，城鄉互動發展的動力機製包括：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和離心力，鄉鎮企業的發展和鄉村的工業化，小城鎮的發展和鄉村城鎮化，農業的產業化、現代化。其中，吳偉年認為，城鄉要素市場的聯動和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的啟動也是城鄉相互作用的動力之一。張安錄從自上而下的擴散力機製(國家建設的推動力、開發區發展的帶動力、中心城區的輻射與擴散作用力、城市現代化及城郊企業的聯動力)、自下而上的集聚力機製(鄉村的推動力、城市的拉力、四周城市型規劃的親和力)、外資注入的驅動力機製和自然生態動力學機製四方麵分析了城鄉相互作用的機製。羅雅麗等分析了城鄉一體化與政策製度的關係，認為城鄉一體化各方麵內容的實現都直接或間接地依賴於相關政策製度的支持，政策製度因素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因素。
概括說，國內外學者提出五種城鄉互動發展模式：
(1)城市—工業導向模式。這個模式存在於最早的關於發展中國家城鄉相互關係的著作中，表現出城市中心主義傾向。李普頓盡管不是這個概念的發起者，但是他對後來的發展研究有著重要影響。Lipton，M.UrbanBiasofConsequences，ClassesandCausality.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1993,29(4),pp.229258.這種模式強調城鄉聯係的主體在於城市，認為發展隻能從城市或少數主導工業部門開始，再通過自然的途徑或引導的方法，在空間係統中擴散到其他部門或農村地區，最終使空間係統趨於均衡。
(2)小城鎮發展模式。該模式強調農村地區小城鎮的發展，以這些小城鎮為節點，實現城鄉聯係。弗裏德曼和道格拉斯提出了農業城鎮發展模式，核心是強調通過合理的城鄉聯係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的新格局。他們提出在農村區一級管理層次(5萬～15萬人口，相當於我國的縣一級)集中地發展農業城鎮，一方麵可以分散過度集中於大城市的規劃與權力機構，另一方麵可以為農村居民提供一個有利於他們自身發展的場所。費孝通也認為，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建設對城鄉聯係意義重大。鄉鎮企業的出現打破了城鄉隔絕的封閉狀態，使城鄉要素隨鄉鎮企業在農村的不斷發展而在城鄉兩大社會之間實現相互流動和重新組合，從而實現城鄉之間在產業上的協調發展。農村小城鎮由此而成為大城市與廣大農村之間的一個紐帶，把城市和農村有機地銜接起來。
(3)城鄉網絡化發展模式。曾菊新首次提出了城鄉網絡化發展模式。他認為城鄉網絡化是指城鄉之間各種經濟主體構成一個有序化的關聯係統及其運行過程，並通過這個過程獲得一種特有的網絡組織功能效應。城鄉網絡化發展旨在使一定地域的城鄉之間網絡設施完備、產業內在聯係密切、要素流轉通暢、組織功能完善，並構成一個維係城、鎮、鄉網絡係統共生共長的空間過程。城鄉網絡化發展必須滿足幾方麵的條件：網絡設施完備，即具有高質量、高效率的溝通城鄉之間各種生產性、生活性和服務性基礎設施；城市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產業聯係程度不斷擴大，形成一種多向循環聯係的城鄉產業結構集群；要素流轉通暢，即城鄉要素流動在市場機製和政府行為的共同作用下趨向合理化和規範化；組織功能不斷完善，即城鄉之間的組織網絡，具有能動性的組織作用、豐富性的組織內容和平等性的組織關係等特點。
(4)農村綜合發展模式。托達羅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相對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片麵強調對城市部門的投資，忽視了農業部門的發展。他提出了一係列如何發展農村的政策性建議：加強農村的綜合發展與綜合建設；縮小城鄉之間就業機會的差別；改革教育製度，調整教育結構。斯多爾和泰勒認為，自上而下的聯係使城市與農村的發展不平衡，合理的城鄉聯係必須是建立在人們基本要求得到滿足的基礎上的聯係，而自下而上的發展是直接麵對貧困問題的。因此，他們提出，一切自上而下的發展政策應與來自最下層居民的基本要求得到滿足結合起來；政府主要的任務與相關政策直接要麵對貧困問題，並從基層加以控製與解決；城鄉發展的中心應是農村發展，在政策上要給農村地區更大的自主權，修正價格體係，鼓勵農村出口，重建農村地區基礎設施。聖海斯和埃爾森漢斯提出了“自中心發展”論。自中心發展是指一種地方生產力發展過程，主要是在地方社會、經濟和技術條件下，盡可能長期地依靠密集開發利用當地資源，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區域外部的依賴性，直接滿足區內人口的基本需求。約翰遜提出了“鄉村內源式發展”論，認為外圍地區並非因貧困造成對其發達國家的依附，而是因為依附關係而造成貧困。區域應建立自力更生的農村經濟，盡可能少與城市經濟發生聯係。他還提出了“集鎮建設計劃”，認為地區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從農業商品化到建立小城鎮網絡的過程，應該在小城鎮建立一些適宜的農村工業，增加對城鄉基礎結構的投資，從而增加農業產量和貿易盈餘，以促進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
(5)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在西方最早以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學者為代表，他們把城鄉一體化作為對未來理想社會的一種追求。他們認為，和諧社會中是沒有城鄉差別和城鄉對立的，城市不是農村的主宰，鄉村也不是城市的附庸，二者是平等的。西方早期城市理論研究專家也非常重視城鄉一體化發展，代表性學者是美國著名城市研究專家芒福德。他指出：“城與鄉，不能截然分開；城與鄉，同等重要；城與鄉，應當有機結合在一起。如果問城市與鄉村哪一個更重要的話，應當說自然環境比人工環境更重要。”劉易斯·芒福德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與前景》，倪丈彥、束峻峰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9年版。
近年來，國外政府部門和理論界對城鄉互動發展研究非常重視，出現了兩大新的趨向：一是將城鄉互動發展與可持續發展聯係起來進行研究，認為城鄉互動發展有助於農村自然景觀的恢複，能使可持續的物流得以保證，由此提出了在城市邊緣區、典型農村地區和邊緣山區建立生態村的設想。二是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城鄉互助的理念，認為城鄉互助可以使地區經濟走向繁榮和健康的運行軌道，有利於地區生活質量的提升和可持續發展。城鄉互助的規劃包括城鄉之間在貿易、信息、市場和教育方麵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賴。2004年世界居住日的主題為“城市——農村發展的引擎”。會後聯合國人類居住項目(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彙集了1994—2004年間關於城鄉研究的成果，其前言強調：隻有認為城鄉兩個地區需要成為同一個整合係統的部分，雙方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Urban·RuralLinkages：AnAnnotatedBibliography1994—2004.(UN·HABITAT)，2004,p.5.
2.城鄉融合和城鄉一體化
一般認為，“都市化是一個過程，包括兩個方麵的變化。一是人口從鄉村向城市運動，並在都市中從事非農業工作；二是鄉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轉變，這包括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等方麵”。劉誌軍：《論城市化定義的嬗變與分歧》，《中國農村經濟》2004年第7期。有學者認為，城市化的實質是城市融合農村，指以農村為主要載體的傳統農業經濟社會不斷瓦解、消融、融入以城市為主要載體的現代經濟社會之中的過程。城鄉融合的“城”是指城市的生產與生活方式，“鄉”是指鄉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融合”指二者演變的過程，而城市化則是二者演變的結果。《農村現代化：發達國家實現農村現代化的經驗教訓》，載李雲才、劉衛平編：《中國農村現代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277頁。
因此，KennethLynch認為，將城市和鄉村分為孤立的兩個研究對象已經不合時宜了。因為，在“城市”空間中有關“鄉村”活動的研究，也有對城市空間的“鄉村”活動的研究，以及對城鄉空間之間正在變化著的分界線以及正在增長的城鄉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研究。Lynch，Kenneth.Rural·UrbanInteractionintheDevelopingWorld.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2005,p.1.
從各國的實踐看，鄉村現代化這一過程的關鍵是要處理好三個關係：一是處理好工業化發展與反哺農業的關係；二是處理好國家與農民的利益關係(對農民補貼)；三是處理好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關係。例如，韓國新村運動的重要內容，就是調整優先發展工業的不平衡發展戰略為工農業均衡發展戰略。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韓國政府的新村運動把重點放在改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上。到70年代末，韓國所有的鄉村都通了公路，所有的農民都住上了瓦房或鐵皮屋頂的房屋，農村實現了電氣化，農戶都安上了電燈，居民普遍飲用地下井水，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90年代以來，韓國又掀起新一輪農村建設高潮。這一輪建設融入更多的文化內涵，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文化上實現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的均衡發展。
以上研究者們的討論，從學理層麵上呈現了一個共同啟示：村莊的大量存在固然可能意味著城鄉二元化和城市化不足，但是務實和優化的解決途徑卻並不是簡單減少村莊，而是用恰當的路徑和過程實現城鄉經濟、城鄉社區的良性銜接或一體化。
(二)城鄉統籌中的村莊
承載著千年農業文化的中國鄉村，走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那就是鄉村實現現代化、城鄉之間實現銜接，從而使鄉村不再成為落後的代名詞，而是現代人對田園生活的憧憬。為此，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城鄉統籌發展的思想並通過了多個相關規定。隨後，浙江省也出台了一係列政策，在縣域村莊布局的優化和農村新社區建設、農村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體係建設各方麵，都加快了行動。
1.中央城鄉統籌
為了縮小城鄉差異，推動城鄉之間的銜接，2003年起，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城鄉統籌發展的思想，最後落實到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中共“十六大”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特點，明確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思想，而且還將統籌城鄉發展放在“五個統籌”之首；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著名的“兩個趨向”論斷，並指出我國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階段；緊接著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又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統籌城鄉發展，即將共同體的兩個部分——城市與鄉村——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切實改變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城鄉差別發展戰略以及相應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與城鄉分治的二元體製，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和政府宏觀管理的主導作用，促進城鄉間生產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動和先進文化的廣泛深入傳播，逐步形成城鄉地位平等、開放互通、互補互促、共同進步和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協調發展的格局，實現整個社會的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和發展選擇，它要求以政府為主導，通過統籌方式處理好新時期的城鄉關係，實現城鄉、工農協調發展。
一般說來，城鄉統籌的目標需要包含以下四個方麵：
（1）城鄉地位平等：城鄉間各種不平等待遇全部取消，城鄉居民和城鄉各類經濟主體都能享受公平的國民待遇，擁有平等的權利義務和發展機會。即，城鄉居民應平等地擁有財產、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和個人發展等各方麵的權利，平等地承擔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公民應盡的各方麵義務。
（2）城鄉開放互通：城鄉間各種界限全部打破，城鄉居民和城鄉各種生產要素都能自由遷徙和自由流動，城市化水平和生產要素配置效率較高。即，城鄉居民可以自由地選擇居住地。農民不僅可以臨時在城市就業，也可以長期在城市居住與就業，與原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城鄉的各類生產要素可以完全按照市場機製在城鄉間自由流動，農村非農生產要素可以向城市流動，實現優化組合，城市先進生產要素可以向農村流動，促進傳統農業的改造和現代農業的發展。
（3）城鄉互補互促：城鄉分割、各自發展的模式得到改變，城市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擴散與輻射作用明顯，整個社會走上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發展軌道。在文化發展上，形成以城市文明帶動農村文明，城鄉社區特色鮮明、相得益彰的發展格局。
（4）城鄉共同進步：城鄉地位平等的製度和城鄉開放互通、互補互促的機製建立健全，城鄉共同繁榮與進步的格局得以形成，工農差距、城鄉差距、農民與市民差距基本消除。
圍繞這些目標，中共中央陸續推出了一係列方針政策。例如，2006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綱要從共同財政體係建設的角度提出了“逐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任務，要求“加快公共財政體係建設，明確界定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責任，合理調整政府間財政收入劃分。完善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製度，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製，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省級直接對縣的管理體製，逐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將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完善公共財政製度的目標：“完善公共財政製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公共財政體製，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把更多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加大財政在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等方麵的投入。”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從縮小發展差距和完善公共財政體係的角度進一步強調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作用：“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係”。例如，從2001年開始的“六小工程”建設就是在全國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先聲。中共中央的投資補助還帶動了地方政府、農戶和社會的投入。
中共中央城鄉統籌思想的提出和相關政策的實施有效地推動了全國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加速了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村和城市的銜接。
2.浙江的城鄉統籌步伐
浙江立足本省的具體情況，很早就開始實施縮小城鄉差距的舉措。2003年後，浙江更是加快了城鄉一體化的步伐，為城鄉的順利銜接出台了多項工程和措施，推動全省城市各項公共服務下垂到農村。其中，嘉興市和義烏市兩個地區的城鄉一體化尤其有代表性。
早在2001年年底，浙江省就以法規形式將農民納入社會保障的範圍，1996年浙江省便開始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至2001年，頒布《最低生活保障辦法》。建立了城鄉一體的最低生活保障製度。浙江較早開始戶籍製度改革，著力解決外來農民工管理和子女就學等問題。在城鄉就業製度方麵，浙江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列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不斷優化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的政策環境，逐步取消歧視性政策；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麵，浙江整合部門力量，大力實行農村改水、改廁、改路、改線、改廚，不少地方實現了村村通公交車、通自來水，農村麵貌改變很大。1998—2002年的5年中，浙江省財政預算內農業投入167億元，比前5年增長113%，教育、衛生、文化、科技資金加大了向農村傾斜的力度。
2005年1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印發了《浙江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綱要》。2006年9月，浙江省政府出台《關於全麵推進城鄉統籌就業的指導意見》，要求把加快城鄉勞動力市場和公共就業服務體係建設，促進城鄉新成長勞動力就業，做好被征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進一步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作為城鄉統籌就業工作的重點。
浙江省地方政府積極響應中央城鄉統籌的號召。例如，義烏市於2003年在全國率先製定頒布了《城鄉一體化行動綱要》；嘉興市於2004年1月頒布《嘉興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綱要》。兩地情況如下：
(1)義烏市城鄉一體化行動。
2003年7月，浙江省義烏市在全國率先製定頒布了《城鄉一體化行動綱要》，規劃對市域800個村莊進行整治改造。
義烏城鄉一體化行動的亮點被概括為四個區、三步走、二十年、一體化。其中，四個區即把義烏整個市域劃分為主城區、副城區、城郊區和遠郊區等四個區；通過科學布局和整合改造，把主城區、副城區內的村莊建設成為城市社區，把城郊區內的村莊建設成為農村新社區，遠郊區的村莊全部實施異地奔小康工程，融入就近的城市社區和農村新社區。
三步走，即城鄉一體化行動分三步實施：第一步是到2005年，完成全市社區布局規劃編製和村莊改造試點工作，啟動主城區二分之一“城中村”改造和遠郊區全部村莊異地奔小康工程。第二步是到2010年，基本完成主城區“城中村”改造，完成副城區三分之一村莊改造、城郊區四分之一村莊改造和遠郊區異地奔小康工程；各分區內的道路、給排水、供電、通信、環衛、綠化等相關基礎設施基本配套。第三步是到2020年，完成全市城鄉一體化建設和發展任務，市域共享現代文明。
二十年，即開展城鄉一體化行動時間約為20年。到2020年，在全國全麵小康社會目標基本實現、義烏國際性商貿城市基本建成之時，城鄉一體化行動基本完成。
一體化，即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改變城鄉分割建設和差別發展的現狀，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加強城鄉基礎設施和文化建設，深化城鄉一體化改革，推進戶籍製度、就業市場管理、社會保障機製、公共財政體製以及科教文衛等各個方麵的一體化，使村莊轉變為社區、農民轉化為市民。
在分區推進村莊改造和新社區建設方麵，義烏市的設計是整體改造主城區村莊，整合改造副城區村莊，輪換建設城郊區村莊。實施遠郊區村莊異地奔小康工程，使山區農戶融入城市社區和農村新社區，同時依法加快推進新社區建設，全麵推進農民市民化。義烏市還從相關部門抽調20名公務員，成立了城鄉一體化辦公室，進行專項管理。同時，義烏市財政局每年安排資金１億元用於城鄉一體化行動補助。在具體工作中，義烏采取了一係列有效辦法：
第一，興商強農，貿工聯動，促進農業企業化。義烏地處浙江中部，沒有自然資源優勢，交通也不很便捷，但義烏市曆屆黨委、政府都把培育小商品市場的持續發展作為中心任務來抓。義烏商品出口到210多個國家和地區，市場成交額連續14年居全國各專業市場榜首。商貿的繁榮吸收了近20萬義烏農民改農從商，這些人成為義烏市場的創造者，同時也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隨著經濟的發展，義烏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逐步得到落實，其公共財政開始投向“三農”。2002年，義烏市免去了農民教育附加費6400萬元。2003年，義烏率先免征農業稅。同時，義烏還大力實施農業企業化，發展高效生態農業，共有500多名工商業主進入農業，投入資金５億多元，經營農地４萬餘畝。
第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村容村貌。主要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如道路、飲水、安居及環境衛生等工程建設。其中2003年公路交通就投入14460萬元，目的是達到通村公路等級率100％；飲水工程每年投入2000萬元以上，計劃目標是至2007年底95％以上的農村人口用上衛生的飲用水；異地奔小康的安居工程每年投入500多萬元，逐步將１萬多山區農民融入城市和農村社區；鎮、村垃圾處理投入3600多萬元，已建成25個簡易中轉站和693個農村垃圾房並投入使用。此外，還投入774萬元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加強黨和政府在農村的行政基礎。
第三，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係建設，讓農民安心奔小康。主要是建立城鄉居民大病醫療保險及醫療救助體係、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等。2003—2005年，義烏市財政總計投入資金７億多元，用於疾病預防、婦幼保健、健康教育、用水改造等農村公共衛生事業。單單農民醫療保險一項，義烏市財政每年補貼達2000多萬元。
第四，加強農村教育、文化和衛生事業，全麵提高公民素質。2005年，義烏教育適齡人口入學率達100％，並解決了２萬多名外來務工者的子女就學問題；同時還采取多種形式進行成人教育和培訓，其重點是技能培訓，全市31.6萬農村勞動力中有22萬經過基本培訓轉移到二、三產業。義烏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發展良好，對農村衛生室進行了標準化改造，同時又開展了市、鎮、村三級衛生網絡的建設，建立標準化社區衛生服務站，使農民看病不再難，也能看得起病。義烏農村的文化體育事業發展迅速，公眾化的農村文化設施網絡在逐步形成，群眾性的文體活動常年開展。參見《浙江義烏：城鄉一體化行動繪就新農村藍圖》，參見網頁http：//www.ah.xinhuanet.com/xhnetv/200602/14/content_6236921.htm。
(2)嘉興市城鄉一體化行動。
2004年1月，嘉興市製訂了《嘉興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綱要》和六個專題規劃，對包括產業發展布局、勞動力轉移安排、城市鄉村的地理布局以及采取的步驟措施等，都作出了具體安排。“十五”期間，嘉興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0年的4584元增加到2005年的8007元，年均增長11.5％，連續兩年超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城鄉收入差別縮小至2∶1，差距為浙江最小。統計顯示，2005年，嘉興153萬多農村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產業的人數隻有42.16萬人，全市有78％的農村勞動力在從事二、三產業，農民收入的80％來自二、三產業。嘉興市將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實現城鄉“零距離”。2005年，嘉興市實現生產總值1155億元，所轄的五個縣(市)全部進入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前30強。嘉興市委、市政府強調發展的成果也屬於農民，“要集中必要的財力重點向農村傾斜，特別是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公共財政對於農業、農村、農民轉移投入的力度”。嘉興為此首先實現了城鄉公交一體化管理，構築了城市、鄉鎮、村三級城鄉公交網絡。2006年已開通城鄉公交線路144條，投入城鄉公交車輛837輛，行政村公交通達率達89％，實現行政村“村村通公交”。“十五”期間，嘉興市市級財政籌集資金近20億元，用於改善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從2005年起，市級財政每年安排500萬元，用於補助市本級農村基礎教育。全市鄉鎮中心幼兒園的建設率達到100％，城鄉基礎教育的普及程度基本一致。全市城鄉社區服務網絡基本建成，有90％的行政村建有室內文化活動場所，鄉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行政村衛生服務站覆蓋率分別達到100％和91.3％，農民合作醫療保險參保率達90.84％。參見《紅船聖地起新航》，參見網頁http：//news.sohu.com/20060618/n243790854.shtml。
從完全免除沿襲了兩千多年的農業稅，2006年，也就是“十一五”規劃第一年，中國全部取消農業稅。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國家所采取的新政，標誌著城鄉關係上的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即由城鄉分割走向城鄉統籌。上述一係列政策的落實，將有力推動城鄉銜接和一體化，大量的村莊將在城鄉銜接帶中獲得新的增長，實現農村經濟和社區的現代轉型。
(三)以小城鎮、中心鎮為依托的城鄉一體化道路
與其他地方相比，浙江是隨著市場經濟、村莊經濟轉型而較早趨向城鄉統籌、建設城鄉銜接帶的，並且在路徑選擇方麵將城市發展、小城鎮建設、中心集鎮建設和村莊建設整合起來，具有明顯的浙江特色。
1.小城鎮的意義
隨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而出現的小城鎮，對於連接農村和城市具有重要的貢獻。有學者已經在批評城市研究者忽視村鎮或區域性中心，但是往往很多項目的實施和農村地區依靠的機構大部分都在那些地方。Pedersen，PoulO.TheImplicationsofNational·levelPoliciesontheDevelopmentofSmallandIntermediateUrbanCenters.InEvolvingFrameworkforEffectiveRegionalandLocalEconomicDevelopmentMarch1819，2003WashingtonDC.fulltext：www.worldbank.org/urban/urbanruralseminar/papers/pederson.pdf.《新千年城市和其他人類居住宣言》強調，城市和城鎮是推動農村和城市人類居住發展的引擎。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Urban·RuralLinkages：anAnnotatedBibliography1994—2004.(UN·HABITAT)，2004,p.1.一方麵，“小城鎮是新型的正在從鄉村性社區變成許多產業並存的向著現代化城市轉變中的過渡性社區。它基本上已經脫離了鄉村社區的性質，但沒有完成城市化的過程”。費孝通：《論中國小城鎮的發展》，《村鎮建設》1996年第3期。然而另一方麵，“小城鎮介於大中城市和鄉村之間，在鄉鎮的技術、信息、人才及其他生產要素流動方麵，可以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王瑛：《論浙江城市化發展道路》，《城市問題》2002年第2期。是城市現代化要素向鄉村擴展和輻射的中間環節。浙江是全國鄉鎮企業最發達、小城鎮發展最為迅速的省份之一，在利用市場機製和依托民間力量加快自身發展方麵積累了許多經驗和教訓。通過小城鎮展開城鄉一體化進程，是浙江省農村改革、村莊發展的特色之一，是浙江省銜接城市化與農村建設的途徑之一。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為10.6％，經過50多年的發展，到2002年末城鎮化水平達到39.1％。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影響，我國小城鎮發展表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恢複與調整階段(1949—1957)。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批準在全國設立136個城市，並對舊的城鎮體係進行了調整，“鎮”作為縣轄基層政權建製被確定下來。1954年全國共有鎮5400個，次年6月國務院頒布《關於設置市、鎮建製的決定》，首次公布市鎮設置的標準，建製鎮數量大大減少；同時，依據計劃經濟體製的要求，實行統購統銷，對小城鎮采取了一係列發展與限製相結合的政策。例如，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後，一些以糧食經營為主的專業小城鎮開始衰落；1956年對城鎮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小城鎮商飲服務業收到較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小城鎮的發展。
第二，城鎮化波動階段(1958—1966)。1958年我國實行人民公社化，實行“政社合一”體製，撤銷了一大批建製鎮，加之經濟計劃體製的加強，使得以工商活動及以集市貿易為主要功能的集鎮逐漸萎縮。1965年全國建製鎮減少到3146個，比1954年減少2254個，同時全國城市總數減少到169個，比1957年少了7個。60年代初在“三線”地區迅速興起了幾百個10萬人以下的小城鎮，帶動了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這一階段，小城鎮發展不僅緩慢，而且還很不穩定。1958—1960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化時期，各地迅速出現了大批以冶煉鋼鐵為中心內容的小城鎮，城鎮人口迅速增長，由1957年的9949萬人上升到1960年的13073萬人。但由此產生的一係列問題迫使政府采取措施緩解城市人口壓力，動員近3000萬城鎮人口下鄉(約占城市總人口的25.7%)，到1965年全國城市人口比重下降到14%。
第三，停滯衰退階段(1966—1978)。此階段小城鎮建設由於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影響而處於停滯或衰退狀態。一部分2萬人以下的小城鎮被撤銷，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城鎮居民下放，致使城鎮人口增長十分緩慢。1976年全國城鎮人口11792萬人，比1966年僅增長14.5%，年均遞增隻有1.32%，低於同期人口自然增長水平(1.75%)。1978年底全國建製鎮隻有2800個，比1954年減少了一半，集鎮數量由原來的5萬餘個減少至2萬個左右，嚴重打擊了農村工商業的發展。
第四，全麵恢複和穩定發展階段(1979年以來)。1984年國務院批轉了民政部《關於調整建製鎮的報告》，大大降低了設鎮標準。受到以鄉村工商業為代表的鄉村非農產業發展的推動，我國小城鎮進入了一個補償性超常規發展時期。1978年，我國城市有193個，建製鎮2173個；到1998年，城市增加到668個，年均增加近40個，建製鎮增加到1.88萬個，增加近1.6萬個，增長8倍，年均增加800多個。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245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37942萬人，增加2.07億人。這一時期，我國城鎮化率每年提高0.7個百分點，1998年達到30.04％。以上參見劉斌等：《中國三農問題報告：問題·現狀·挑戰·對策》，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253頁；《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第五專題《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城鄉統籌問題與研究》，載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農村政策法規：調查與研究(2003)》，中國農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頁。
城鎮化對於解決城鄉二元問題作用明顯。如果要把城市的資金、技術、設施、產業和生產、生活方式逐步向農村延伸，承接這個延伸的就是作為“城尾鄉首”的農村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小鎮。在此意義上，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就是城鄉一體化，也就是在生產力比較發達的條件下，通過城鎮中介，使城市與農村有機銜接，以城帶鄉，以鄉促城，互相依托，互為市場，實現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方麵的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城市與農村在生產、生活條件方麵的差別，使城鄉各自的優勢都得以發揮，各種生產要素得到合理交流與組合，實現城鄉繁榮，並且日趨融合。武力、鄭有貴主編：《解決“三農”問題之路——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第657—658頁。
2.浙江推進小城鎮、村鎮建設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浙江省開始著力推動小城鎮、村鎮的建設。1997年5月，浙江省時任省委副書記、時任代省長柴鬆嶽在省村鎮工作會議上要求，把村鎮建設、小城鎮建設放到經濟工作的重要位置；抓村鎮建設特別要注重規劃，充分發揮規劃的龍頭作用，保證村鎮建設有序發展；製訂村鎮規劃要與本地區經濟發展長遠規劃相銜接，與基本農田保護區規劃向銜接，與地區產業布局規劃和交通規劃相銜接，與精神文明建設相銜接。會議要求“九五”期間全省村鎮建設的具體目標是：5年建設公共建築2400萬平方米、生產建築4500萬平方米、住宅6000萬平方米，村鎮人均居住麵積達20.4平方米；到2000年，建製鎮供水普及率達95%，人均生活用水量170升，集鎮供水普及率達85%，人均生活用水量120升；村鎮道路鋪裝麵積2150萬平方米，人均道路麵積12平方米，其中高級和次級路麵占45%。
此後，浙江省經濟強鎮城鄉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例如，嘉興市把村鎮建設、加快城鄉一體化作為全麵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有機內容，開始“五個一”工程，即，每個縣(市、區)高標準、高起點抓好一個中心鎮、一個示範村、一個特色工業城、一個現代農業園區、一條現代農業產業帶，以點帶麵，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同時，還提出“五個化”工程，即，全麵實施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知識化和環境生態化，追求並最終實現農村的全麵發展、可持續發展。《浙江日報》2003年10月26日。浙江各地的強鎮建設，受到了國家計委的重視。2001年國家計委“小城鎮建設與發展案例研究”課題組專程來浙江調研，並赴湖州市織裏鎮、德清縣鍾管鎮和諸暨市大唐鎮等地進行了實地考察(《浙江日報》2001年10月26日)。
與此同時，浙江省在城鄉統籌中還以壯大縣域經濟作為產業轉移和產業集聚的突破口，在區域範圍內促進產業集聚和人口集聚，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努力形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產業結構調整和勞動力結構調整聯動的新機製。其中最有特色的做法就是做大做強塊狀經濟，即以縣城和中心鎮為依托，以同質產業集聚為支撐，把各類企業、專業市場和城鎮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工業化支撐城市化、城市化提升工業化的發展格局。2003年浙江全省已形成300多個產值超10億元的塊狀經濟，大大提升了浙江省的產業經濟發展水平。
作為農村城鎮化主要載體的浙江小城鎮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2004年全省762個城鎮建成區麵積與2000年相比擴大了76%，形成了浙江的特色。作為村莊和城市之間連接的紐帶，村鎮尤其發揮了重要的銜接作用。
二、城鄉互動與城鄉社區銜接
政府為主導的城鄉統籌，在理論和實踐上常常會麵臨一些考驗，比如，城市融合鄉村思想中可能存在“城為主鄉為次”的傳統地位和觀念，城鄉理論上統籌可能性與現實條件不滿足之間可能存在較大差距，等等。一些學者曾尖銳指出，“城鄉之間銜接的真正含義應是：將對城鄉接合的理解從單一的地理定義轉移到諸如商品、廢棄物和勞動力等等的密切聯係和流動的基礎上”；Nunan，F.andShepherd，A.WhereCityMeetsCountry.IsthePeri·urbanInterfaceaConceptthatCounts？In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Urban·RuralLinkages：anAnnotatedBibliography1994—2004.(UN·HABITAT)，1998,p.16.也有人認為：重點不再是城鄉之間的物理性差異，而在於城鄉之間的關係。Lynch，Kenneth.Rural·UrbanInteractionintheDevelopingWorld.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2005,p.2.
從根本上說，城鄉二元差別的消失，重要的不在於消除外在形式的差異，比如鄉村居住民要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一致，住房結構相同等，更重要的是在於各種公共服務機製和各類權利保障上實現城鄉等同，使得國民權利、福利待遇、公共服務機製等方麵都實現城鄉銜接。唯此，城鄉二元之間的矛盾才會真正得到解決。
(一)城鄉流動——四通
城鄉社會流動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村發生的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變遷。狹義的流動指社會學意義上的人員及其社會地位的流動，其突出現象是農民工現象及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和學者估算，目前全國有上億名進城農民工，進城農民工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替代鄉鎮企業職工成為轉移農村勞動力的主渠道，但直到今天，還沒有關於進城農民工的戶籍身份、勞動保護、社會保障、醫療待遇、子女就學等方麵的立法。李培林：《全球化與中國“新三農”問題》，載張曉山、趙江濤、錢良舉主編：《全球化與新農村建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頁。有學者認為，在21世紀，無論學術研究還是政策製定者不能忽視農村剩餘勞動力帶來的壓力，否則將造成地方性農村可持續性發展的阻礙。Bryceson，D.F.DisappearingPeasantries?RuralLabourRedundancyintheNeo·liberalEraandBeyond.In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Urban·RuralLinkages：AnAnnotatedBibliography1994—2004.(UN·HABITAT)，2004,p.36.
廣義的城鄉之間流動則包括很多方麵，例如人員、貨物、通訊等。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TimOakes和LouisaSchein指出，跨區域性不僅僅是人的流動，同樣重要的還有資金、觀念和圖像、貨物和生活方式、服務、疾病等的流動。TimOakesandLouisaSchein.TranslocalChina：Linkages，Identities，andtheReimaginingofSpa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6,p.1.聯合國治理理事會人類居住項目第19次會議將農村—城市聯係定義為城鄉之間人員、資金、商品、就業、信息和技術的流動和補充。UnitedNationsHumanSettlementsProgramme.Urban·RuralLinkages：AnAnnotatedBibliography1994—2004.(UN·HABITAT)，2004,p.1.而現在，尤其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城鄉地區在經濟、社會和環境上是分離的，亟須以整合的視角促進城鄉發展的均衡化。因此，假若城鄉之間能夠達到以下四個方麵銜接的通暢，則城鄉之間的流動則會獲得健康和可持續的發展，自然而然實現城鄉社區之間的銜接。這四個方麵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