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浙江的農村變遷是引人注目的，可以用“巨變”來描述。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早已超越了改革前“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農村現代化夢想，許多在當時看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都被輕而易舉地實現了。這的確是“一?頭刨出了個大金娃娃”這是胡耀邦形容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的一個比喻。：數量眾多的農村現代企業，大批的農民企業家，城鎮化的農村，自來水、電話、抽水馬桶、垃圾站、公交車、電腦、超市等在農村的普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在農村的逐步覆蓋，現代農業組織(如合作社)的大量湧現，商品農業的蓬勃發展，大批到村外、省外乃至國外經營土地的現代農民，民主化的基層治理與發展權力的下移，等等。
如何理解浙江農村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變遷對於本書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西方經典的農村社會變遷理論大都強調兩個方麵的邏輯：一是資本家的興起帶動了工業化，二是小農的“無產化”為工業化和城市服務業提供了所需的現代工人。這樣，傳統農村社會就漸漸被現代工業社會所取代。Tilly,Charles.Proletarianization：TheoryandReasearch.WorkingPaperno.202,CenterforResearchonSocialOrganization,UniversityofMichigan，1979.然而，這兩個基本條件在浙江農村都不存在。這就表明，我們需要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理解浙江乃至中國農村的變遷。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意味著我們的農村變遷與國外相比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一些引起農村進步的要素，比如農業技術、工具的改進、生產關係的調整、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衝擊等在浙江農村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關於法國農村史的研究表明，一切農村的進步，都是農民社會外來因素促成的結果，而外來因素的中介則是農村中的顯要人物，因為他們不僅有機會接觸外部的不同農業傳統和新技術、新方法，而且隻有他們才能承受新變化失敗的風險，也隻有他們在進行新的變革時才不會被習慣於傳統的農民所嘲笑和反對。這表明，在農村社會，革新是一種農村上層階級，尤其是貴族和富人的專利，普通農民是無法企及的。
那麼，浙江農村的變遷有哪些獨特的方麵呢？與西方的“小農無產化”不同，集體土地所有製以及按人頭分配土地使用權的安排使得浙江不存在無產化的小農，相反，他們至少在名義上都是獨立的家庭經營者。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經營是理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農村變遷的一個重要前提，再加上程度各異的村莊集體經濟與具有相當經濟自主權的地方政府，這三者的合力就基本促成了中國農村千地千麵的變遷實踐。
一、家庭經營的轉型及其後果
相對獨立的家庭經營是改革後中國村莊最主要的農村經濟組織方式，要清楚地呈現村莊經濟結構的變化，就必須從家庭經營結構的變化入手。浙江農村的家庭經營結構主要分為四種類型本書區分農村家庭經營結構的不同是以通行的收入比重為標準，即通過農業收入占家庭生產性總收入的比重來確定的：純農戶的比例是95%以上；農業兼業戶是50％～95%；非農兼業戶是5％～50%；非農業戶是5%以下。還有另一種區分以農戶勞動時間為準的分類，分類標準為農戶勞動時間中農業勞動時間和非農業勞動時間占本戶總勞動時間的比重。其中，農業勞動時間占總勞動時間95%以上的農戶為純農業戶；第一產業勞動時間占50%～95%的農戶為農業兼業戶(以農業為主,兼營他業)；第一產業勞動時間占5%～50%的農戶為非農兼業戶(以非農業為主，兼營農業)；第一產業勞動時間占5%以下的農戶為非農業戶。：純農戶、農業兼業戶、非農兼業戶、非農戶。30年來，浙江農村家庭經營結構的變化有三個主要趨向：一是純農戶的比例持續下降，全省純農戶家庭所占的比例已不足農村家庭的10%，個別市縣降至5%左右的水平。二是兼業戶是農村家庭經營的主要形式，平均比例大約在50%～80%之間。其中農業兼業家庭的比例持續下降，非農兼業家庭的比例相對上升。非農兼業家庭有趨勢成為占家庭經營比例最高的類型。三是非農戶的比例也持續上升，大約占全部農戶的20％～40%之間，個別縣市超過50%。
與家庭經營結構的類型變化趨勢相一致，浙江農民的收入來源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改革前的以家庭經營收入(主要是農業經營)為主，轉變為以工資收入為主。從表102我們不難看出，2000年左右是家庭收入結構變化的分界線。在2000年以前，浙江農民來自家庭經營的收入高於工資性收入，而2000年以後，來自工資的收入則躍居農民收入來源的第一位。這種收入來源的變化，與表101中非農家庭、非農兼業家庭的結構變化，表103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分布趨勢是相一致。
表101浙江農村家庭經營類型
年度/%農村住戶數家庭經營的結構類型%
純農戶農業兼業戶非農兼業戶非農戶
1996920.32萬戶26.57%16.38%22.44%34.61%
2002968.91萬戶6%22%52%20%
注：1996年的數據係浙江省第一次農業普查公報發布的數據。2002年數據來源於浙江省農業廳對浙北杭嘉湖平原的嘉善縣、浙中部金衢盆地東緣的義烏市、浙東北部寧紹平原的上虞市、浙西部金衢盆地西段的常山縣這4縣(市)、27個村、200個農戶進行家庭收入情況的典型調查。
(一)農業經營家庭(純農戶)
農業經營家庭大致可分為三類，即傳統農業、過渡型農業和以市場為導向的現代農業家庭。過渡型農業與市場導向的農業都屬於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商品農業類型，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對市場的卷入程度及對市場信號的反應程度。前者還會部分自給家庭農產品的消費，尤其是糧食、蔬菜等；而後者則基本上購買家庭消費的大部分農產品，並會及時根據市場需求來調節產量、改變種植養殖的種類和計劃等。
傳統農業家庭是指仍然遵循傳統的消費—均衡模式的農業經營家庭，這個比例在目前是很低的，占純農戶的比例不超過5％～10%。這類家庭大都是農村中的一些特殊類型，比如說農村中沒有子女或者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子女照顧的老年家庭，因殘疾或其他原因無法從事非農勞動的家庭等。過渡型農業家庭在目前純農戶中比例較高，約占純農戶的40％～50%以上，他們的生產也是商品導向的，但一方麵生產規模偏小，另一方麵產品大都在本地市場出售，比如遍布全省的毛竹、竹筍、茶葉及臨安的山核桃、諸暨的香榧等地方特色農業。以市場為導向的現代農業家庭是近些年來地方政府扶持引導的重點，全省超過50萬戶，占純農戶的比例有30％~40%左右。這些家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專業化、規模化，即我們通常所稱的農業專業大戶，其經營重點是“市民農業”或“都市農業”。產品基本上麵對國內大市場而不是區域市場，並且他們受國內、國際農業行情的影響比特色農業要大得多。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養殖業、規模農業種植、大棚蔬菜等在其中占有較大比重。
(二)兼業家庭
隨著農村經濟的非農化，越來越多的農戶轉變為兼業農戶，農戶兼業經營既可能使農業經營更加分散，也可能為農業經營的集中創造條件。目前，兼業化家庭經營是浙江農村家庭經營的主要形式，約占全體農村家庭的50%以上，它包括農業兼業家庭和非農兼業家庭兩種類型。如果從最廣泛的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浙江農村家庭都是兼業化經營，因為他們在名義上都擁有一份土地，而且都或多或少的有來自農業或非農業的收入。
兼業農戶之所以大大增加，大致有四個原因：一是隨著農村地區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農民有了大量兼業機會；二是減輕勞動強度的小型機械技術的開發和使用使沒有青壯年勞動力的農戶也能持續經營農業，老弱病殘在勞動力中的比例上升；三是家庭內部分工；四是生活農業，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消遣性農業。這類家庭大都是非農兼業家庭，采用比較粗放的方式種植些糧食作物供自家消費或贈送，尤其是那些有子女在城裏工作的農家更偏愛如此。在有機農業和綠色農業的影響下，這些主要供自己消費的農產品大都是不施化肥和農藥的。在很大意義上，這種生產方式既是傳統農村生活的部分延續，又是一種工餘的消遣。對他們而言，這與打發子女到附近的工廠打工賺點小錢沒什麼不同。
普遍的觀點認為，在小規模分散兼業情況下，農業勞動力對農業投入積極性降低，土地利用率下降，導致農業生產“末業化”、“副業化”，不僅會影響農業生產效率，而且還會遲滯農業技術的傳播速度。兼業化是在工業化過程中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共同現象，主流評價認為它在一定條件下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在利用剩餘勞動力資源和增加農戶收入上具有積極意義，但不是獲得規模經濟的理想狀態。這以世界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家速水佑次郎為典型代表。根據速水佑次郎等的研究，日本農戶兼業化在改變農戶與非農戶收入差距上的作用是顯著的。1945年，農民家庭人均收入比職工家庭收入少23％；1960年，兩者差距約擴大到30％；1970年，兩者的差距縮小到6.3％，1980年，前者反而超過後者15.9％。農戶人均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農業外兼業收入的增加。盡管如此，速水佑次郎對日本農戶兼業化發展感到十分不滿。他們認為，日本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之所以比美國等國家低，就在於小規模生產導致不能在農業中有效使用節約勞動力的大型機械。所以，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使日本農業脫離政府的保護而自立，開發勞動力節約型技術和擴大生產規模這兩項措施缺一不可。參見速水佑次郎、弗農·拉坦：《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郭熙保、張進銘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301頁。至於中國兼業化對農業技術傳播的影響，可參見張海霞：《農業兼業化地區農作物良種推廣現狀的實證分析——以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區為例》，《農村經濟》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