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誌先後幾次向孫宏斌暗示，他的這種開小船的行為將會帶來不良的後果，而這一切責任都將由他承擔，但是孫宏斌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我行我素，居功自傲，甚至讓企業部的人覺得他已經功高蓋主了，最終他為自己的愚蠢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實際上，柳傳誌一直在把孫宏斌當接班人來培養，可惜孫宏斌自以為是，急於求成，辜負了柳傳誌的期望。
在北京大學芍園召開的企業部會議後來被稱為聯想曆史上的“芍園發難”。柳傳誌後來也曾多次表明，這是整個事件的“分水嶺”，從此“就開始了一環扣一環的鬥爭”。這就表明，他是這一天開始，認定孫宏斌和他的“小集團”已無可救藥。當這個小集團對於辦《聯想企業報》究竟有何不妥發出疑問時，當孫宏斌辱罵《聯想報》是下流小報時，表現出來的顯然已經不止是開小船的私心，更是要對抗整個聯想體製的野心。
麵對這種情形，柳傳誌作出最後的警告:“你們的表演，說明了你們隻知道有企業部，不知道有聯想集團！我希望你們不要做裝睡的人，就是裝睡我也有辦法把你們叫醒。”柳傳誌說罷，拂袖而去，出門前又丟下一句話，“你們要知道，聯想的老板是誰。”“叫醒裝睡者”的辦法相當嚴厲，有點類似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開除“芍園發難”中表現最激烈的白、薛二人；封存分公司的賬號；請公安機關派人來保衛公司的安全；柳傳誌自任企業部經理，李勤擔任業務部經理，孫宏斌即刻離開原職，到業務部去給李勤當助手。
一連串的密集行動，打了孫宏斌及其手下一個措手不及。在庫澤斯和波斯納的領導力五大實踐中，“使眾人行”，雖然說到領導者要能通過增強他人的意誌和能力來使他人更加強大，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無限製地讓追隨者強大到不可控製的地步。這樣會造成企業整個體製的失衡，甚至崩盤。當企業部的人“隻知道有孫總，而不知道有柳總”的時候，柳傳誌果斷出手，糾正航向，發揮了一個領導者定海神針的作用。
孫宏斌於1990年5月28日被警方羈押，6月5日被逮捕收監，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牢獄生活。12個月後，也即1991年7月10日，海澱區法院公開審理此案，公訴人指控他“受賄”和“挪用公款”。13個月之後，法院進行了最終判決。主審法院並未認定“受賄”的指控，但卻判決“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刑期5年。判決書為“(1992)海法刑字176號”，上列證據是: 利用職務之便，於1989年5月至10月間，以方便給下屬分公司購貨為名，先後截留北京聯想計算機集團公司下屬武漢、太原、青島分公司還總公司貨款共計人民幣76萬元，入到其友楊建忠個人承包的北京市海澱區通用計算機經營部賬戶內。楊建忠為購貨經營，多次動用此款總金額達13462712元，盈利26000餘元。
很多年之後，再次得到柳傳誌提攜，已經在房地產市場東山再起的孫宏斌與柳傳誌聊天時才明白，到底是什麼原因將他送進班房裏。在柳傳誌和所有視聯想為一艘大船的聯想人看來，孫宏斌另立山頭，獨自劃起了小船，嚴重威脅到了大船的安全，一直把企業利益放在首位的柳傳誌隻能忍痛割愛。
當孫宏斌多年後回憶這件事時，說道:“老的那種領導人像丘吉爾、羅斯福，年輕的網絡經濟先鋒像楊致遠這些人，其實都是某一個機會促成了他們的成功，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其實對於我來說也是這樣，偶然一下子，就變成了今天這樣子。每個人都有一個關鍵事件、一個關鍵時刻讓他成長，那個事件對我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事件……”
柳傳誌在企業麵臨內部分裂危險時表現出來的警醒、從容、果敢值得其他領導者學習和借鑒，而孫宏斌的經曆和他的悔悟更值得所有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