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發揮社會(1 / 3)

整合功能的曆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發揮社會整合功能的曆史經驗包括很多方麵,其中突出表現為:在利益整合中平衡各種關係,在權利整合中發揮全民作用,在價值整合中增強吸引力、凝聚力等。

一、在利益整合中平衡各種關係

群眾利益理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理論,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了長期的革命鬥爭,建立了新中國,成為我國的執政黨。但是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的,當時利益矛盾複雜的社會狀況對黨的執政合法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各種利益訴求,成功地發揮其利益整合功能以平衡各種利益關係。

新中國成立之初是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重新整合的時期,舊的社會秩序和利益關係迅速瓦解,新的社會秩序和利益關係亟需重塑。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由民主革命時期“利益爭奪者”轉變為“利益整合者”。毛澤東曾經說過:“革命勝利引起了社會經濟改組。這種改組是必要的,但暫時也給我們帶來很重的負擔。由於社會經濟改組和戰爭帶來的工商業的某些破壞,許多人對我們不滿。現在我們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搞得很緊張,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很不滿。失業的知識分子和失業的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在大部分農村,由於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糧,農民也有意見。”中國共產黨必須處理好國內各政黨、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等方方麵麵的關係,“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為了平衡各種利益關係,中國共產黨製定和采取了一係列政策措施,充分發揮其利益整合的功能。

比如,在“五反”運動中,黨中央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政策。1952年3月5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規定了處理違法戶的五條原則:“過去從寬,將來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通過對民族資本家的行為進行嚴格區分,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取得了主動,使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恢複和發展,使資本家恢複了經營積極性,使工人不致失業,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

再如,在建國前後,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經濟訴求,中國共產黨依靠政權的力量,迅速沒收了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通過打擊投機資本,統一國家財政經濟等措施,改變了長期以來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的局麵,結束了舊中國幾十年來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麵,這為安定人民生活,恢複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經過國民經濟三年恢複,新中國農業、工商業、交通業都得到全麵恢複和初步發展,工農主要產品的數量超過建國前最高水平,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又如,劃分階級,區別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分配。新中國成立初期,群眾利益分配實質上是以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為主要手段的利益分配。從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中國共產黨各種任務、目標、利益的實現,都是以階級鬥爭方式來推動和實現的。通過階級鬥爭重新整合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首要的就是進行階級劃分,在階級劃分的基礎上進行政治鬥爭來獲取和實現階級利益。家庭出身和階級立場成為人們在社會中獲得各種利益的先決條件,政治態度和政治表現牽涉到個體的生存條件和發展前提。評判社會每個成員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態度,首先是根據其現實的政治麵貌和政治表現,而這其中的現實表現是與對每次政治運動的具體態度密切聯係在一起的。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實施利益整合功能的重要方式和基本特征。

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成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進行利益整合的重要措施。土地改革是以“土地分配”為核心的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再分配,涉及地主、富農、貧農、雇農以及僧、尼、道等各種利益主體。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中國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和恢複發展國民經濟的中心任務,明確規定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對地主階級,提出消滅地主階級並不等於消滅他們的肉體,由實際上沒收地主在農村的一切財產改為隻沒收地主的“五大財產”(土地、牲畜、農具、多餘的糧食以及在農村多餘的房屋),給地主重新做人的機會。對富農,由征收富農多餘的土地改為保存富農經濟。對中農(包括富裕中農),切實保障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財產不受侵犯。這些規定有利於保護中農,分化地主階級,減少土改的阻力,從而有利於社會生產的迅速恢複和發展。

總之,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構建起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並開始以執政黨的身份發揮其利益整合功能。在這種社會整合功能的作用下,中國共產黨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政府則成為黨的執行機構,以黨代政的情況非常普遍。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所掌握的社會整合資源對社會實施強力控製,組織網絡深入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方麵。

比如,改革開放前的我國社會中,“由於我們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國家成為全社會以及各個利益主體的唯一合法代表,個人根本不可能理直氣壯地爭取和維護自身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利益協調的過程,仍然隻是一個如何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的單一過程”。也就是說,個人是從屬於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這一整體的,必須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下才能得到個人利益的承認和實現,因而個人利益的實現也必然是國家整體利益中的一部分。同時,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行政對社會生活具有超強的控製力量,社會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對獨立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在社會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裏,政府、組織和個人之間沒有分離。在利益分配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壟斷著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並以行政手段進行資源的配置,以形成資源的單位所有製,由此而將個人牢牢地束縛在國家單位這一行政大一體化結構中,形成了人們通常所說的“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體製模式。在這種舊體製下,整個社會無論內外都處於封閉的體係裏,社會個體利益集中於國家利益之下。對於各利益主體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完全服從於國家利益,這樣,國家利益就成為社會整體利益的全部內容,從而使得經濟利益的內容完全單一化。無論個人或是單位組織,其利益訴求內容的表達及最終實現都會必然歸結於國家的整體利益內容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段時期社會的利益尋求內容主要體現為個人和組織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對於國家、集體利益的訴求內容的服從。從整體上講,政治的高度集中化使得以國家和組織為主的整體利益代表並決定著個人的利益。例如,“單位”這一組織形式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成為中國社會獨一無二的組織形式和社會調控方式”。由“單位”組織所構成的單位體製,迎合了當時中國在社會資源總量不足這一狀態下實現初步現代化的戰略需要。對於國家而言,“單位”形式是中國政治體係的最堅實的支撐者和鞏固者,承擔著相當程度的社會組織、管理及意識形態傳播的功能,是社會與政治的組織者;對於個人而言,“單位”形式又是個人社會化及其社會價值實現的唯一通道,是公民非公共領域各種資源的提供者。因此,“單位”在一定時期成為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安全、福利等幾乎所有功能於一體的綜合組織形式,並通過國家所賦予其完整的行政級別體係,把所有處於這一時期的各個利益個體都控製在這一行政體係之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通過這一集中化組織形式實現著對單位,進而對社會各利益個體的全麵控製,包括其利益的分配和實現。必須承認,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整合功能得到空前強化,並有力地推動了社會政治穩定,對新中國社會生產的迅速恢複、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社會各種關係的平衡和協調,具有一定的曆史進步性。

中國共產黨正是依靠這種高度統合的利益整合方式,通過對資源的強性提取和重點投放,粉碎了西方敵對勢力的封鎖,確立了現代化的政治體係和經濟體係,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隻有不斷強化社會整合功能,提高協調社會各方麵利益的能力,防止和消解社會衝突和對抗,獲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擁護,才能鞏固執政基礎、實現執政目的、完成執政使命。在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持續不斷地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國共產黨如果不對國民經濟進行有效的、合理的社會整合,那麼麵對來自國內外環境的壓力與挑戰,就不會得到社會各個階層、不同群體的認同和支持,其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也就難以長久維護和支撐。

二、在權利整合中發揮全民作用

中國共產黨曆來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從其成立那天起,就始終不渝地為民主而奮鬥,始終不渝地發揮黨的民主權利整合功能。黨的中心任務的完成,需要有中國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這種支持既來源於經濟需求的滿足,又離不開政治權利的保障。比如,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建立了鄉蘇維埃政權,號召群眾要實現政治權利,翻身解放,把日常的經濟鬥爭上升為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政治鬥爭,組織並實行民眾武裝的民族革命戰爭。再如,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實行民主選舉,農民當選參議員,直接當家作主。農村支部創造了“豆選”、“煙頭燒洞”等便於老百姓參與的選舉操作形式,有效保障了群眾政治權利的實現。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關於中共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周期率的問題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民主權利整合中發揮整體功能,喚醒了群眾的政治意識,增強了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感和認同感。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更加注重不同階層、不同人員的民主權利的落實。比如,尊重民主黨派,確立民主黨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毛澤東曾經說過:“現在共產黨成了全國性的大黨,又有了政協全國委員會,我當主席有責任使各個方麵都有利,使別的黨派也有利,否則會引起不滿,會被人罵,甚至會被推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的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中,近一半是黨外各界著名代表人物。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國務院各部委的35個正職中,非中共人士為13人,占37.2%;國務院組成人員共47人,非中共人士為13人,占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