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學文化，並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指導作用。在這些方針的指導下，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果，標誌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價值整合初見成效，強化了對馬列主義的宣傳和學習，樹立和發揚了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出版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澤東著作選集》、《周恩來選集》、《鄧小平文選》、《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修訂本）等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有效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學習，深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同時，中國共產黨先後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全國性文明禮貌活動，改善了社會風氣。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規定：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
公德。
又如，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價值整合是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為主線而展開的，正如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學習教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對價值觀念的不斷整合，堅持了正確導向，提高了引導能力，壯大了主流思想輿論，降低了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風險，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提供了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
四、執政黨社會整合功能發揮得好壞關係到執政黨的興衰成敗
政黨既是衝突的力量，也是整合的工具。這兩種功能雖因政黨所處的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其社會整合功能的特殊重要性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容忽視的，而且對於執政黨自身及其事業的興衰成敗都具有重大的意義。無論什麼性質、什麼國家的政黨，在它成為執政黨以後，都必須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承擔起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否則，它就不能稱之為完全意義上的執政黨，它的執政生命也必然是異常短暫的。維護社會穩定的使命被稱為安全和秩序的職能，而推動社會發展的職能被稱為建設的職能。在現實中，安全和秩序的維持，客觀上需要利益結構、社會結構、思想文化觀念相對單一，需要社會穩定統一。而社會公共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則不然，它客觀上需要社會分化和社會競爭，並通過利益驅動機製、社會競爭機製和優勝劣汰機製產生社會效率，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顯然，執政黨所擔負的這兩種職能具有明顯的對立性。如果這種對立和衝突處理得不好，執政黨也就難以順利執政、長久執政。社會整合功能是實現執政黨兩者職能對立統一、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通過自身社會整合功能的有效發揮，執政黨一方麵維持了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異質性和效率，另一方麵有效地維持了社會和諧、社會穩定與社會秩序。
建國初期，中國的整個社會從經濟、政治到思想文化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客觀上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社會整合功能上實現由革命取向型向建設取向型轉變，由局部整合向全局整合轉變。執政後的中國共產黨與執政前相比，更加側重於協調利益關係，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化解社會矛盾，整合分歧，維護社會秩序，保證國家與社會良性運行。中國共產黨承擔了全國範圍內製定政策、領導立法、組織政府、管理社會的職責，因此，它完全有可能綜合運用經濟、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等各種手段，對社會上各自獨立又有一定內在聯係的社會利益、社會關係和社會意識等進行整理、組合、統籌、調適，通過利益協調、製度規範、權利整合、價值整合等方式發揮執政黨社會整合功能，並且堅持經濟發展原則、效率與公平並重原則、民主平等原則、穩定有序原則、融合包容原則、統籌兼顧原則等。
在利益整合方麵，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一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就是在保證效率居於優先地位的同時，兼顧機會均等條件下的利益關係的協調，以避免出現利益差距的過大。如重視弱勢群體利益、建立社會保障製度，其功能就是在社會成員喪失或中斷勞動能力以及遭受各種風險不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時，他們有權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
在權利整合方麵，中國共產黨致力於權益表達和政治參與主體的權利認同和界定，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完善民主政治製度，建立健全暢通有效的權益表達和信息溝通機製，加強黨內外民主監督，推進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等。
在價值整合方麵，中國共產黨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建立寬容性的社會政治文化，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價值目標社會化，在廣大社會成員中形成對執政黨普遍的社會認同。
整體而言，在社會整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成功地處理協調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矛盾，切實尊重民主黨派的民主權利，有效滿足廣大民眾的政治訴求，推進對舊思想的改造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塑。從這個意義上講，利益整合、權利整合和價值整合是任何執政黨都必須履行的職責。實踐中，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既經曆了因重視自身的社會整合功能而蓬勃發展，也經曆了因忽視社會整合功能而遭遇挫折。
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麵臨嚴峻形勢，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畢竟已經是執政黨，掌握著階級鬥爭的主動權，經過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和“五反”，反動勢力及其殘餘力量基本肅清，少量殘存的階級敵人已不構成社會主要矛盾。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在建國後我們曾經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出現了將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傾向，片麵強調階級鬥爭的作用，把許多非階級敵人和非對抗矛盾視作階級敵人和對抗矛盾，使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過度發揮著“鬥爭工具”的功能。
以建國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為例，我們黨對思想文化領域的規律性和特殊性缺乏正確的認識，在批判過程中片麵強調思想意識對階級屬性的決定作用。從理論上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決定階級屬性，思想觀念僅僅是判斷階級屬性的標誌之一。然而，我們卻把思想意識作為判斷階級屬性的決定性因素。殊不知，思想意識的影響因素很多，知識分子的思想也不必然決定其階級屬性，執政黨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強行變為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從而否認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存在。從對“武訓傳”的批判到“胡風案”，每次批判運動都將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聯係起來，將學術上的論證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雖然這樣做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統一全民思想，但將政治標準作為判斷思想文化的唯一標準，導致學術研究停滯不前，思想也得不到解決。正如列寧指出：“無可爭論，寫作事業最不能作機械劃一，強求一律，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然而，中國共產黨發揮價值整合功能時，如果缺乏製度安排和法律規範，人們就容易在狂熱中違反秩序，違背規律，作出過度行為，而對社會的發展產生消極影響。由於思想單純，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加之對領袖的盲目崇拜，人們也易被領袖的錯誤所誤導，被陰謀家利用。“反右”擴大化、“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破壞作用，與一部分人思想的狂熱是分不開的。
比如，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左”的錯誤占統治地位時間最長、危害最大的時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以尖銳形式充分暴露的時期，使得中國共產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從社會整合的角度來看，“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和進步，而是一場錯誤的、失敗的社會整合。“文化大革命”希望通過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大亂”達到“大治”，實現新一輪的社會整合，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卻脫離了廣大群眾，結果給林彪、江青一夥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造成全麵內戰，天下大亂。可見，“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實施社會整合功能走入歧途的結果，是在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文化大革命”式的極端社會整合方式，背離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不僅使我國付出了犧牲社會發展效率的沉重代價，影響了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發揮，失去了借助新一輪科技革命快速發展的大好機遇，而且使人民生活長期處於貧苦、單調的狀態，社會力量自主空間遭到壓製，極大傷害了群眾對黨和國家的感情，嚴重削弱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功能，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能力建設。它以尖銳的形式，充分暴露出黨和國家的工作、體製等方麵存在的缺陷，並為中國共產黨正確發揮社會整合功能提供了深刻教訓。
正是出於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在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全麵、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及其發生原因和危害等問題作了深刻總結。而此前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將工作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市場化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得到確立和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百分之九以上，經濟總量躍升到世界第二位；開放型經濟迅速發展，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科技教育和各項社會事業全麵發展，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增強，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從而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開辟了廣闊前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整合功能得到了科學發揮和有效實施。
實踐表明，執政黨的社會整合功能發揮得越好，其地位就越能得到加強和鞏固；反之，則會下降，遭到削弱。這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多年來發揮社會整合功能實踐的又一重要經驗和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