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功能的經驗與啟示
政黨固然各有特點，但仍然有許多相通之處，在不少方麵都遵循著共同的規律。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對國外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發揮社會整合功能的實踐進行分析和比較，從中找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作為我們執政黨社會整合功能研究的參照和借鑒，不僅是可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提高執政黨利益協調的巧妙性
利益總是被一定社會關係所支配，是一切社會矛盾的內在根據。恩格斯指出：“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係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即使思想活動也是如此，因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由此可見，人類進行各種實踐活動均源於利益，利益是人類活動的力量之源，是人類生存、發展和享受的各種需要的總和，在社會存在和發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要想充分調動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必須承認他們對社會財富的所有權，保護他們正當的利益要求。然而，私人利益的合法化又必然導致社會分配的不均，出現利益分化和社會的多層化。社會利益關係和利益格局的變革，客觀上要求執政黨必須從全局高度出發，以各種利益相互協調、最終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為目標，在承認各群體差別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其社會整合功能，增強執政黨利益協調的巧妙性和藝術性，努力縮小地位差別，特別是注意防止貧富兩極分化。在這方麵，國外執政黨成功發揮利益整合功能的例子不勝枚舉。
例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在社會民主黨執政期間，瑞典國內的社會利益分化相當嚴重，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麵對這種局麵，社會民主黨推行了“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政策。在保持生產發展的前提下，以稅收為杠杆，建立強有力的利益協調機製：對企業征收比較高的稅收，通過社會利益二次分配的形式，給予廣大社會成員以高福利和良好的社會保障，保證他們的正常生活，減少貧富群體之間的對立和衝突，維護社會各個階級、階層之間的和諧。另外，社會民主黨還非常注意協調勞資雙方的利益關係。一方麵，該黨給國內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維護資產者的利益；另一方麵，它又強調社會就業，擴大政治參與，采用“工人委員會”的形式，把廣大的工人吸收到企業的管理和決策過程當中，發展經濟民主，極大地緩和了勞資之間的矛盾，充分調動了工人的生產熱情和責任感，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總之，利益協調的巧妙性和藝術性，使瑞典社會民主黨既贏得了有產者階層的擁護，又得到了廣大工人的支持，有效地改善了國內勞資雙方的關係。
比如日本自民黨。一直以來，日本的利益關係與利益結構十分複雜，而日本自民黨通過“利益還原”，有效地支配、左右和影響了利益相關的地區。所謂“利益還原”，就是自民黨政府對與其關係密切的地區、行業和選民予以利益回報，包括地區開發項目及投資、公共事業經費和政府補助等名目，是自民黨用以確保選舉地盤、誘導選民支持的有效途徑。“利益還原”的渠道是中央、縣、市和村公共行政機構及其所屬的官僚體係。自民黨議員及政府官員是這一“利益還原”機製的中介，財界也是“利益還原”的受益者，自民黨政權及其政策導向為財界利潤的實現提供了諸多方便和保證。財界為了更廣泛的利益前景則向自民黨及其各派別提供政治資金。這樣，財界成了自民黨殷實的金庫，農村成了自民黨穩定的“票田”。此外，日本的政調會是協調自民黨黨內利益、整合社會利益的重要機構。自民黨議員往往是多重利益的代表，同時參加不同的部會審議，就可以比較好地滿足其利益和需求。自民黨指導日本現代化所依賴的中長期計劃和產業政策都有極強的傾向性，它們明顯地傾向於特定的階級、階層、地區和行業。自民黨廣泛運用並服務於這些階級、階層、地區和行業的利益，深受支持與歡迎，特別是財政上以及選舉中的擁護與支持。因此，自民黨政治資源不斷積累、日益雄厚，成為該黨長期執政的重要原因。
又如墨西哥革命製度黨。作為發展中國家，墨西哥的農民和工人在總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為了有效整合農民，墨西哥革命製度黨實施大規模的土改運動，推行“分配土地”政策，贏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和擁護。在土改的同時，革命製度黨還在每個州組建了土地公社聯盟，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全國農民聯合會，以組織的形式促進土地改革，捍衛廣大農民的正當權益，幫助廣大農民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極大地維護了農村秩序的穩定。革命製度黨對工人采取了“打”和“拉”相結合的“兩手”政策：一方麵，以法律的形式保護廣大工人的正當利益不受侵害，與此同時，嚴格地限製工人運動。另一方麵，對廣大工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具體做法是：第一，革命製度黨給予工人領袖和工會各種各樣的利益與好處，通過他們對工人們施行有效的管理與控製；第二，革命製度黨對工人們實行同化與吸收政策，鼓勵工人們參政議政，使其自覺服從革命製度黨的領導。在整個社會範圍內，革命製度黨積極推行石油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形式的國民教育，堅持國家幹預經濟的宏觀政策，使廣大的普通百姓受益，避免了重大的社會利益矛盾和衝突。當私人資本快速發展，並造成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均、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候，執政的革命製度黨依靠民眾“職團”，節製私人資本，避免了社會的過度分化，維護了社會的公平正義。當國家的經濟幹預政策造成國內資本外流時，革命製度黨的政策轉而偏右，扶植私人資本，通過有組織的手段控製民眾運動，壓製民眾對貧富不均的反抗。執政的革命製度黨“鍾擺式”的利益協調機製，大大減少了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有效地協調了各個社會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關係，為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並使執政的革命製度黨自身的社會整合功能也得以優化與增強。
再如，馬來西亞是一個位於東南亞的多民族國家，加上受西方殖民者長期統治，社會利益關係和利益結構非常複雜。為了維持社會的有效整合，穩定國家政局，從1974年4月開始，時任執政黨的“巫統”聯合其他13個政黨，其中主要包括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來西亞印度人國大黨等組成執政黨聯
盟—國民陣線，由“巫統”主席擔任執政黨聯盟的主席並出任國家總理。在國民陣線中，各個成員黨相對獨立。大選時國民陣線各黨采用統一的競選標誌和宣言，候選人議席內部協商分配。這就形成一種既不等同於西方的多黨製，也不是一黨製的獨特的政黨製度，其結果既維持了社會穩定、推動了社會發展，又保持了“巫統”對國家政權的牢固控製。在製定經濟發展政策時，“巫統”改變原來對馬來人傾斜的經濟政策，強調對各民族“一視同仁”，盡量均衡分配國家財富，讓各個民族共享“經濟蛋糕”；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在社會財富分配上，“巫統”堅持不分民族、種族平均分配社會財富。“利益均沾”的分配政策，增強了“巫統”利益協調的巧妙性和藝術性，從根本上避免了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大大加快了馬來西亞民族融合的進程，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利益的高效整合。
二、擴大執政黨整合人員的廣泛性
執政黨要全麵而有效地發揮社會整合功能，不僅要把增強利益協調的巧妙性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而且還要注重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革，擴大執政黨整合人員的廣泛性。
比如，墨西哥革命製度黨是一個連續執政71年的大黨。該黨能夠長期執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人員整合和權利整合方麵有其獨特的做法。在墨西哥獨立後的前30年裏，政府更迭50多次；在墨西哥獨立後的100年裏，曾發生過1000多次軍事暴動。這主要是因為早期墨西哥獨立戰爭造就了一大批割據一方的地方軍閥和地方首領，這些軍閥和首領組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謂“考迪略主義政治”。所以，要有效實施墨西哥革命製度黨的社會整合功能，就必須妥善解決“考迪略主義政治”。對此，墨西哥革命製度黨先把全國各地的“考迪略”凝聚與吸收到統一的執政黨內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造黨的結構，把原先以地方“考迪略”和地方黨派劃分的機構改變為按照民眾、工人、農民和軍人四個非地域性職業社團劃分，相應成立了黨的四個職業部門：人民部、工人部、農民部和軍人部，並對此進行妥善的管理。墨西哥革命製度黨通過這種內部結構就把社會上方方麵麵的人員都有效地整合在了一起。正是通過提高墨西哥革命製度黨整合人員的廣泛性，極大地增強了各個階層、不同群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同時也有效地鏟除了軍事獨裁賴以產生的根源。
再如，馬來西亞“巫統”在獨立後的數十年間連續執政，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注重發揮自身的社會整合功能，尤其是注意擴大其人員整合的廣泛性。為了更好地整合社會，“巫統”聯合其他13個政黨，組成統一的執政聯盟國民陣線，並通過其優秀黨員和組織網絡，影響他們各自所代表的民族、階級、種族、階層、集團的社會成員。比如，印度人國大黨代表印度人後裔的利益，對信仰印度教的廣大民眾具有很強的社會影響力。又如，馬來華人公會則代表華人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在廣大華人圈中有著難以估量的社會影響力和凝聚力。通過這些政黨，“巫統”擴大了其人員整合和權利整合的範圍，對大多數的馬來西亞人產生了巨大影響。此外，“巫統”還要求所有的國民陣線成員都必須建立青年部和婦女部，大力發展青年組織和婦女組織，並對其加強改造、教育和引導，以取得廣大青年和婦女的強烈好感和廣泛支持。正是由於“巫統”人員整合和權利整合的成功實施，使得“巫統”所控製的國民陣線在多次大選中，獲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連續幾十年牢牢控製著國家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