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種地區間差距的擴大，有人將其概括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即把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除台灣外）放到全球來認識，按實際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美元值，可劃分為四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上海與北京人均GDP明顯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兩地占全國總人口的2.2%。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與沿海地區中上等收入地區，廣東、浙江、江蘇、天津、福建、遼寧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於世界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六省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區，包括沿海地區的東北、河北、華北中部部分地區，人均GDP均低於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人口占總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農村地區、低收入地區。低於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人口約6.3億，占全國總人口數的50%。區域利益分化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四）行業利益出現分化
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這是利益整合麵臨的又一個重要考驗。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壟斷性行業、高科技行業等行業的職工收入大幅度上漲，與傳統行業職工收入拉開差距。不同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比較明顯，而且位次變化大，如金融、保險、電信、電力等行業收入，遠高於機械、紡織、煤炭等行業。
20世紀80年代，全社會總體收入都不高，高低收入之間的差距不太明顯。中國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之間。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水利管理業、地質勘查業和建築業為高收入行業；而這一時期房地產、金融、保險等行業的收入甚至低於全國平均水平。90年代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行業收入差距表現出逐步擴大的態勢，高收入行業轉變為煤氣、電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以及房地產行業。緊接著，科學研究、金融保險業和綜合技術服務業開始加入到高收入行業。2002年，上述高收入行業的平均工資高出全國平均工資約5000元，最高人均工資水平與最低人均工資水平的比例為2.99∶1。“2005年，石油、煙草、電信、水電氣供應、金融等壟斷性行業的職工總數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其收入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且收入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壟斷。” 2003—2007年間，高收入行業集中在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四大行業。2010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36539元，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20759元。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金融業（70146元），最低的是農林牧漁業（16717元），最高與最低收入差距已擴大到4.2倍之多。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而國際上公認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過3倍則需要加以調控。
與此同時，行業內部效益不同的企業之間，以及同一企業內部經營者、管理者和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比較明顯。據統計，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2010年為66.8萬元，是當年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多。而部分私營企業、簡單勞動者的工資偏低。2010年，城鎮私營單位中的住宿餐飲業、農林牧漁業、公共管理社會組織三個行業中就業人員月均工資收入在1461元以下，不到城鎮單位企業在崗職工的一半。2010年調查上海某銀行員工工資及獎金人均為29.66萬元，員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萬元，合計35.75萬元，是當年城鎮單位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10倍。可見，中國行業收入分配差距總體上呈持續上升趨勢，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二、社會轉型期利益分化的原因探析
麵對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麵對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利益格局，越來越多的人為中國出現“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局麵憂心忡忡，對於貧困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憂心忡忡。那麼，又是什麼導致利益分化的呢？利益分化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工業化進程的必經過程
社會轉型期的利益分化，“從客觀上來說，這一階段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所必經的過程。西方發達國家經曆了近200年的時間，才從20世紀前期的社會‘失控’階段進入到二戰後的社會‘有控’階段”。“二戰”後新興發展國家和地區，有些雖然在50年時間內，人均GDP進入了中上等乃至高收入國家行列，但它們的經濟結構由於是高度的對外依附性，因而出現了腐敗泛濫成災、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過大等嚴重社會問題，造成經濟滑坡、政局動蕩。我國目前正處於利益結構調整的白熱化時期、社會矛盾的凸顯時期、改革發展的高風險時期，出現多元利益主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會利益分化。一方麵，社會利益分化加速，出現眾多的利益群體，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差異擴大。另一方麵，被分化出來的利益群體又缺乏獨立性，利益群體之間及與政府之間尚未建立起有機聯係，於是出現利益分化的無序，導致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過分懸殊，使一部分人在心理上難以承受，產生相對被剝奪感。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要充分而有效地發揮其社會整合功能，帶領全國人民走出一條不同於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先“失控”，後“有控”的自由發展道路，客觀上需要一個過程。
（二）所有製結構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在所有製理論上，還是在所有製改革的實踐中，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都突破了過去對馬克思主義所有製理論的教條式理解，走出了一條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生產關係改革之路。具體表現為：否定了所有製“越大越公越好”的觀念，確立了“三個有利於”的標準；實現了所有製結構由單一公有製到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轉變。在我國當前時期，既存在公有製經濟，還存在個體、私營經濟以及其他的經濟成分。公有製內部不僅存在著國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還存在混合所有製、股份合作製等多種形式。
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數量和占有方式的差異，直接導致了其獲益狀況的差別，進而產生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受聘的經營管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等同受雇工人之間的收入差別和利益分化。所有製結構的變化還帶來了人們就業結構的變化和收入來源的變化。此外，所有製的差別所帶來的分配方式的不同和勞動方式的差別，集中表現在公有製經濟和外資經濟、公有製經濟和私營經濟之間。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及對私營經濟的放開與扶持，我國的外資經濟和私營經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原來公有製經濟一統天下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的天平正在逐步向非公有製經濟傾斜。公有製經濟與非公有製經濟之間在曆史承擔和管理體製上有著很大的不同，非公有製經濟曆史負擔輕但收入高，更加劇了這一收入懸殊和利益分化的程度。所有這一切都直接導致了生產係統企業職工與外經貿企業職工之間、國有企業職工與集體企業職工之間、個體勞動者與三資企業職工之間、科教文衛行業職工與商業金融業職工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
（三）分配方式的改變
分配方式趨向多元化，是引起社會利益分化、造成人們收入差距的最直接、最現實的原因。分配方式的變化必然會引起社會利益的分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逐步形成了“大鍋飯”式的單一的平均主義分配體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漸漸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方式，實行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出現了按能力、按貢獻、按勞動、按資本、按工種等多種分配形式，這就使人們之間的收入差別和收入差距易於產生和出現。再者，我國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則，一方麵，這大大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獲得了巨大提高，使廣大勞動者享受到我國改革發展的切實成果；另一方麵，個人的收入與勞動強度的大小、經濟效益的高低、社會貢獻的多少相聯係、相掛鉤，收入差距也因勞動者的勞動強度、經濟效益與社會貢獻的不同而擴大。而且，收入來源的多樣化與收入形式的多元化，讓我國的收入分配更加複雜，這就更加拉大了個人收入差距，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資本占有狀況、單位分配體製和企業經濟效益等已成為新的影響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有機結合，當信息、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到收益分配中來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更容易產生和出現。在這種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下，一部分群體和個人率先富裕起來，於是出現了高收入階層和高收入群體。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分配方式的改變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物質財富的流動、加劇了社會利益的集中，使收入分配更具複雜性，不同階層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分化變得更加突出。
（四）社會分工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分工是造成利益分化，進而形成階級、階層分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的：“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社會分工是社會勞動的劃分和獨立化，而社會勞動是滿足人類利益需求的基本條件，正是勞動分工從根本上決定了利益分化的必然。“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存在於現實之中。”“分工立即給我們提供了第一個例證，說明隻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隻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隻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裏，勞動者之間隻有社會分工的差別，而沒有尊卑貴賤的不同，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分工關係。但與此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由於社會分工的差別而導致的事實上的不平等仍然是存在的。簡言之，隻要存在社會分工，人們之間的利益差別也就必然會存在、始終會存在。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國社會分工狀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使社會各階層各群體之間的利益差距有所擴大。這一點首先表現在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工的新發展上。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特別是繁重體力勞動的人越來越少，而從事腦力勞動和腦體勞動的人越來越多。與此相聯係，專門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傳統農民和工人的人數逐漸減少，而直接掌握現代高科技的知識分子的地位越來越突出、作用越來越重要，人數也越來越多，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社會分工格局。
其次，社會分工的專門化與多樣化極大地加劇了社會的集團化與分層化。當前，我國的經營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勢必會引起社會分工和人們之間利益關係的相應變革與調整，直接導致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和社會利益關係進一步分化。如農業，原來是以糧為主的單一產業，現在發展為糧食、蔬菜、水果、養殖、水產、家禽、畜牧等多種產業，而且每一產業中又分出經營、管理、加工、銷售等多項業務，這種產業多元化和分工專門化，必然導致社會分工細化和利益多元化。此外，勞動者的職業類別被細化，一些新的職業不斷產生，從而形成了一批新的利益群體，加速了社會利益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