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變化。長期以來，我國社會的基本分工是工農分工，由此形成了工業和農業兩大產業，現在除了工業和農業這兩大產業以外，還產生了第三大產業—服務業。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我國產業結構經曆了重大的調整。具體來說，第二產業產值和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明顯上升，第一產業產值比重有所下降，不斷走向衰落。這樣一來，直接導致人們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這主要表現為：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人數迅猛增加，而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大量減少。這種調整和變化從根本上打破了原來以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來劃分的分工體係和勞動者內部以工人和農民為基本的階級劃分，也使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加懸殊、利益關係更加分化。
（五）政策性因素的影響
政策既可以正確處理利益矛盾和衝突，又可以加劇社會利益分化。在我國社會轉型期，政策的“傾斜”與“優惠”以及不配套，就可能擴大各個群體之間、階層之間的利益差距。此外，政策又具有一定的階段性，某些政策在當時是值得肯定的，對維護社會穩定和推動社會發展具有正麵效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這種政策有可能喪失了原有的積極作用，甚至產生負麵效應。
三十多年來，東南沿海地區得到了較多的優惠和傾斜政策，率先實行改革開放，率先放寬政策，率先發展市場經濟，經濟發展得最快，中部地區次之，使原有的地區之間的差距拉大了。東部沿海地區經過多年的大規模建設，經濟實力增強了，基礎設施大大改善了，投資環境日趨完善，自我發展能力增強，不僅吸引了很多境外的資金和技術，而且中部、西部地區的人才、勞動力、資金也大量湧向東部地區，發達地區最大的獲益在於，用市場經濟的體製強化了原有計劃經濟體製下建立的利益格局。長期以來，宏觀投資力度和強度保持著這種不均衡的、持續的區域性傾斜，加劇了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加劇了地區貧富分化的利益格局。所以今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國的區域格局仍將是不平衡發展的格局，東部地區同中部、西部地區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其相對差距還會進一步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製定和實施的一係列政策措施，對於我國社會階級階層利益的逐步分化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和啟動效應。例如，農村相關政策的出台，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與積極性，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大幅度增長，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獲得了巨大提高，農村開始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而這些剩餘勞動力的出現與增長就為農民的階層分化創造了環境與條件。再如，隨著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推進與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大量的工作人員相應地轉變身份，下海經商，離開原來的機關事業單位，成為新的社會階層的來源。而當改革政策推向城市以後，城市的階層分化就開始與農村的階層分化合流，中國社會階級階層全麵分化也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再如，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一個大的政策，目的是通過收入的一定差距，來發揮合理利益差距所產生的競爭激勵功能，充分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全體國民共享發展成果。然而，在實現這一目的的過程中，勢必會產生先富裕個人與後富裕個人、先富地區和後富地區之間的衝突和糾紛。誰都想先富，誰也不想後富。為了先富起來，個人之間、企業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依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進科技先富起來，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依靠資源優勢、地理優勢，尤其是國家給予的傾斜政策和優惠政策先富起來，這對另一部分地區和另一部分人來說，就稍微有些欠公平。此外，還存在政策不配套的問題，當今社會上存在這麼一些群體和個人，他們往往利用政策不配套而鑽政策的空子，大發不義之財，而另一些人則利益相對受損，但是又缺乏彌補這種損失的政策保障，從而造成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不合理的利益分化，人們對因政策不健全、不完善而產生的貧富差距就存在著非議。
總之，我國現行的某些“優惠”政策、“傾斜”政策以及政策的不配套不完善等，是社會轉型時期我國利益分化的重要因素。如果不進行適時的調整和配套的改進，將會引起經濟和社會的畸形發展，並造成各個群體之間、不同階層之間過分懸殊的利益差別。
三、社會轉型對執政黨利益整合的挑戰
利益分化是轉型期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是轉型時期不可逆轉的社會現實。正常的、適度的利益分化是社會進步的標誌，它有助於引導、激勵各主體對自身利益的自覺追求，促進市場經濟發展，有利於激發社會發展經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正常的、適度的利益分化為利益主體獲取最大利益提供了機遇和平台，個人有機會在市場經濟中不斷尋求發展機會，這就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動力。但是，“利益就其本性說是盲目的、無止境的、片麵的，一句話，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利益分化過於嚴重，就會對執政黨利益整合提出嚴峻的考驗和挑戰。
（一）利益分化嚴重，容易激起不同利益主體的不滿情緒，削弱執政黨的群眾基礎
從總體上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況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這裏也包括現實生活中的貧困階層，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不同階層之間、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分化。人們評價社會進步及對社會進步的滿意度，既看縱向的曆史對比，也看橫向的現實對比。中國市場經濟打破了過去平均主義的利益格局，從而造成一部分人處於相對貧困的狀態；與此同時，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同階層和群體在改革中所獲得的利益存在比較大的差距，尤其是非法致富造成的收入差距，雖然是局部現象，但它卻會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負麵影響。這種利益分化必然加劇大眾社會心理的價值衝突，出現所謂“該富的沒有富，不該富的卻富了”的消極情緒，從而懷疑改革開放路線的正確性，懷疑“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總政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馬克思指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各個階層、不同群體之間在收入方麵的巨大差距，必然會挫傷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長期下去就會使他們喪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熱情、鬥誌和發展動力。此外，中國曆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維定勢，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引發人們的攀比心理、不平衡心理，造成群眾越比越不平，越比越失望，導致心理失衡，產生相對被剝奪感，尤其是處於弱勢的利益主體更加容易出現不滿，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上頻頻出現“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怪異現象。這種不滿情緒不利於凝聚人心，不利於社會的和諧與執政基礎的鞏固。
（二）利益分化嚴重，容易導致利益群體之間的摩擦和衝突，增加執政黨協調社會的難度
“利益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總根子，利益矛盾是其他各類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根源，是影響、製約、導向各類矛盾的主導性矛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收入分配開始由國家向地方、企業和個人傾斜，地方財力增大，個人收入增加，這無疑是正確的和必要的，但是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後果和負麵影響。貧富差距過大，兩極分化在局部出現，這加劇了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和利益衝突，於是帶來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首先，幹群矛盾凸顯。在整個社會矛盾的複雜體係中，各級領導幹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這主要是因為，各級領導既是改革政策的製定者，同時又是政策的執行者。每一項改革政策的出台，都難免要觸動一些人的原有利益，影響一部分人的實際收入。這樣，群眾的不滿情緒就會直接指向各級政府和黨政官員，使得幹群矛盾突出和尖銳起來。此外，部分領導幹部中出現的腐敗行為以及官僚主義的廣泛存在，又加劇了幹群矛盾的尖銳化和激烈化，成為群眾情緒失控、行為失範，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導火線。其次，矛盾的群體性增強。“大規模的利益調整和分配政策的變動，使受影響的不是個別人，而是一層人、一群人。”這樣一來，矛盾的群體性和尖銳性增強。過去，這些群體上訪大多情緒比較溫和，多數隻在本地區、本係統、本企業，現在則出現了越級上訪、集體上訪、跨區域串聯上訪，聚眾圍堵、阻塞交通、臥軌攔車，甚至爆炸、自戕、自焚、自殺等惡性事件。再次，行為失控增加。由於貧富懸殊，會導致那些合理利益得不到滿足的利益主體采取非法手段來獲取自身利益，從而導致社會治安惡化、違法犯罪猖獗，社會不安定不和諧因素增加，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動蕩。這一切都增加了執政黨協調社會、整合社會的難度。總之，貧富懸殊和利益分化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對中國共產黨發揮社會整合功能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三）利益分化嚴重，容易刺激利益主體的最大化需求，加大執政黨利益滿足的難度
在市場化的進程中，新的社會階層出現和原有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差距不斷擴大，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對利益的追求已經成為人們社會行為的一種強大的推動力。加之，各種先富後富的政策和思想喚醒和強化了人們的利益意識，追求個體的正當利益在社會中獲得了普遍的認同，各種利益主體的自主權在不斷擴大，不同的利益主體出現了不同的利益追求。“隨著改革力度的加大和社會轉型的加快，在利益關係的分化整合中各利益群體都把實現自己最大化利益的期望寄托在執政黨或政府身上，黨和政府似乎承擔著無限的責任。然而，事實上任何政黨或政府都不可能當然也不應該承擔無限責任，也不可能始終如一地保持高水平的績效。”因為“經濟發展是有規律的，經濟發展不可能總是令人滿意的，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達到一定的規模時，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是十分困難的，而且具有周期性，它既有繁榮的時期，也有疲軟的時期”。即使能保持較好的政策績效，受益群體或政策覆蓋麵的局限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均，不可能使所有社會成員的要求都得到滿足。這種期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就有可能造成一種“政績的困局”，影響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與支持。正如阿爾蒙德所提出的，“政治體係如果不能很快地提高滿足要求的能力以適應來勢快得多的政治抱負和高漲的社會期望，行動就會陷入困境”。此外，當代中國階層分化使社會群體利益多元化和複雜化，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具體利益、眼前利益又是不一致的。由此構成的矛盾，便向執政黨提出了如何代表人民整體利益與協調社會群體利益多元化的重大挑戰，成為執政黨整合社會、鞏固執政之基的重要體現。因為執政黨整合的重要作用在於彌合社會各方麵之間的裂縫，消解它們的矛盾，減少社會衝突。可見，社會分化程度越高，對於社會整合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難度也就
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