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從各方麵闡述“中國夢”，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夢”的內涵，我們需要批判西方中心論。這是本書的主旨之一。西方中心論並不是一個流派，很少有人旗幟鮮明地承認自己就是西方中心論者。西方中心論是啟蒙運動以後在西方出現的普遍傾向，是後人對這一傾向的概括。這一傾向如此強大、如此普遍，遠超出一個流派的概念，而成為不少西方人的普遍立場和普遍的思維方式，成為不言而喻的前提，成為不假思索的常識，成為確定無誤的基礎。兩百多年來，西方中心論在西方已成為學術思想領域無須證明、無須證偽的真理，潛移默化地深入到大多數人的潛意識中。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西方中心論似乎已經是毋庸置疑的基本結論，所有的研究和探討，都在這個基礎平台上。離開這個平台，人們仿佛已不會思考；離開這個平台，仿佛就是無知，就是笑話，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恰如本書及本書中引用的部分西方學者指出的那樣，西方中心論的理論基礎是不真實的、虛假的；西方中心論的思想平台已不可能承受和解釋世界的發展。在西方中心論這一思想平台上產生的種種衍生物，都將成為過眼煙雲，都將成為曆史塵埃。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因為它有偉大的人民。中國人的勤勞舉世無雙，中國人的善良無出其右，中國人的智慧不容置疑。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還因為它有偉大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生命力無比旺盛；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穿透力無比鋒利；中國的文化堂堂正正，感染力無比厚重。但是，在西方中心論麵前，中國人民以及中國文化長期被壓製、被貶低、被抹黑、被醜化，被視為人類幾千年中的一個巨大的錯誤和欺騙。我曾經說過，如果一個錯誤能夠堂而皇之地在幾千年中被傳承，至少說明這個錯誤的偉大；如果一個欺騙能夠在幾千年間將億萬人蒙在鼓裏，至少說明這個欺騙的高明。反過來說，它的曆史生命力就說明它不是錯誤、不是欺騙，而是真理、是民心。
麵對西方中心論如水銀瀉地般無孔不入，麵對西方中心論如君臨天下般盛氣淩人，我們僅僅從感性出發表達我們的憤懣和不屈是遠遠不夠的。當“中國夢”強調我們的自信，當“中國夢”依然麵對各種輕蔑不屑和冷嘲熱諷，我們需要建立自己的話語體係，我們需要擁有自己的話語權。雖然本書中我在不同段落、不同分析上闡述了中國傳統的價值，但依然是隻鱗片爪、管窺全豹。這就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強烈地感受“迫不及待”心情的原因。這種心情恰似葛兆光先生所言：“從思想史研究中引出的新問題，又帶來一種急迫和焦慮。”這種“急迫和焦慮”用葛兆光先生的話說就是：“一個身在‘中國’的學人，應當如何既恪守中國立場，又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
在漫長的曆史中，中國文化遭遇過巨大的挫折。例如“五胡亂華”時期有人興歎“中華陸沉”；南宋滅亡後，有人斷言“崖山之後，再無中國”；明成祖朱棣殺方孝孺，人們評論“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等等，中國文化傳統在曆史上的確多次經曆了低穀。那麼，為何每一次它都能絕處逢生？都能重新發揚光大？我們應該看到，那都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重新調整、與時俱進的結果。麵對南北朝以來佛教文化的巨大衝擊，唐代韓愈提出中國傳統的“道統”譜係。有人評價說，那一時期的中國傳統並非枝繁葉茂，而是處於不絕如縷、一脈單傳的境地。事實上，它並非隻是“單傳”那麼簡單，而是在發展和調整。到宋朝形成“天理常在”“正心誠意”的程朱理學，外來佛教文化終於融於中國傳統，中國傳統也因此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經曆了元朝“十儒九丐”對中國傳統的輕視後，到明朝，形成“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陸王心學，中國傳統始終在發展、適應和調整。
陳寅恪曾經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中國傳統文化曆經盛衰榮辱，依然能多次絕處逢生，始終沒有斷絕，始終在生生不息地延續。這一現象的背後，並非現代人們解釋的那樣，隻是統治者的利用，而是有它真正合理的不可替代、不可忽視的內在價值，這是中國傳統生命力的所在。李鴻章曾經浩歎，中國麵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在西方文化大行於世的背景下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真正危機感。從李鴻章到今天，已過去了一百多年，西方與中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便在今天西方文化仍舊暢行天下的時候，我們還是看到中國傳統的合理性依然不容忽視，值得我們認真地探究。我之“迫不及待”的強烈衝動，便是想盡快將自己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做一個係統化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