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傳聞以及黃季陸、胡適對這些傳聞的解讀中，可以看出在那樣一個時代，林森先生尊重女性的意識是多麼強烈。
另外，林森生活儉樸，略有積蓄，因此他晚年對遺產的處理也值得稱道。抗日戰爭爆發後，林森深深感到中國之所以遭受如此磨難，與自然科學落後有關。於是他在1939年立下遺囑，主動把一生積攢的50萬元作為基金，供獎勵科學人才使用。這份遺囑的全文如下：
語雲：人生七十古來稀。森今年七十有二矣，身後之囑托不能不預為之計。吾國自然科學人才之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補充，刻不容緩。茲謹遵總理迎頭趕上之遺訓，將所存國家銀行國幣五十萬元，撥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專作考選留學歐美，研習自然科學固定經費，並手自訂定辦法二十四條，囑由能表同情於斯學者，恪守此方針而辦理之，百年樹人，是實始基，尚期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永遠，而利國家，有厚望焉。
說罷私德，再說公德。
林森是1932年正式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談到這段曆史，許多書是這樣講的：林森擔任主席後，蔣介石表麵上對他很尊重，暗地裏卻處處進行製約，使他沒有一點實權，成了一個十足的傀儡，一件無關緊要的擺設。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當時實行的是類似於西方內閣製的行政院長負責製，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元首，本來就沒有實權，因此所謂傀儡、所謂擺設，不是對曆史無知，就是有意歪曲。
為了說明這一點，不妨介紹林森的一件軼事。林森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時，行政院長由孫科擔任。不久孫科下台，汪精衛繼任。按規定，行政院長組閣之後，應該率全體部長參見主席。但不知什麼原因，汪內閣一直沒有履行這一規定。很多天以後，一位部長忽然想起此事，便對大家說：“我們就職一個多月了，還沒有去正式參謁林主席哩！”於是，汪精衛便派人通知林森，說明天上午要率領全體部長前來參見。第二天上午，當全體部長到達林公館時，林森卻突然“失蹤”了。無奈之下，部長們隻好留下名片，打道回府。沒想到就在那天下午，林森又一個一個地回拜部長。這時人們才知道，他是因為“不敢接受參拜大禮”，才有意出門回避。
這件事在當時引起很大轟動，並被傳為美談。兩年後，當林森連任國民政府主席並受到普遍好評時，胡適特意在上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中提到這件事。他說這個故事告訴人們，林森是一個識大體的人。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抬高行政院長的地位。因為當時中國剛剛實行行政院長負責製。如果他這個政府主席不識大體，不甘寂寞，不能把“政府主席”當做一個虛設的職務，那就很可能出現民國初年的“府院之爭”，從而引起曆史的倒退。正因為如此，胡適認為林先生這種在政治上無為而淡泊的精神，改變了“兩年前黨政軍合為一體的國府主席的地位”，這是“林森先生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重大貢獻”。此外，胡適對林森有意約束部下，讓他們不要攬權、不要幹涉政治的做法也給予很高評價。
林森百年誕辰的時候，黃季陸在紀念文章中也提到汪精衛內閣沒有參拜國家元首這件事。他說：這個故事在當時並不是一個美談，而是汪內閣鬧出的一個“大笑話”。林森之所以回避汪內閣全體成員的參拜，“是要借此機會給汪精衛這般不知禮，不識大體的行政院長一種教訓”；他當天下午的回拜，“正是要這班人感覺到失禮和慚愧”。這種說法是否與汪精衛淪為漢奸有關，還需要識者考量。
對於國民政府主席的地位和作用，林森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說：“我的地位相當於神龕中的神位，受人景仰而不失其威儀，自然能保持廟堂之肅穆，家宅之安康。若神主顯靈，則反倒一室彷徨，怪異百出。國家主席是虛君地位，其意義在於垂拱而治，不該去管的就不要去管，讓有辦法的人放手去做嘛。”這與胡適的看法是不謀而合的。
為了說明林森“並不是一個可以隨便侵犯，不講禮節，不講體製的人”，黃季陸又講了另外一件事。民國初年，袁世凱在北京參議院就任大總統時，居然佩帶指揮刀、全副武裝地來到參議院。當時正在擔任參議院議長的林森看到袁氏如此耀武揚威，便毫不客氣地對他說：“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機關，不得佩帶武器入場，以崇法製。”
黃季陸還說：盡管林先生德高望重，但如果企圖以這樣的人“來補救畸形的政治製度”，就會落入“人治”的境地。因此，一個國家應該建立一種好的政治製度，有了製度，才有常規。有了常規，縱然是中等以上資質的人，也可以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