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江隆基在蘭州大學當校長時曾經說過，在蘭大文科三係中，稱得上有真才實學的，就是趙儷生一個。他還說：“1934年入學的清華學生，出過幾支大手筆，趙儷生是一個，王瑤、韋君宜也是……”（見《趙儷生先生八十壽辰紀念論文集》，8頁，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如今，繼《王瑤全集》和韋君宜《思痛錄》之後，趙儷生的《籬槿堂自敘》也已問世。讀這本書，讓我在體味“可憐盛世存儒雅”（殷煥先贈趙儷生詩句）的同時，也不由得想到“盛世”的由來……
對苦難深重的中國來說，20世紀30年代的大學生應該是非常關鍵的一代。他們在辛亥革命前後出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長大。按理說這批人有條件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幸福的中國，但由於遇上“九一八”事變以及國共兩黨交惡，因此他們不但要承擔救亡的重任，還生活在一個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的思想環境之中。於是，到了“一二·九”運動時，他們的表現和選擇便與五四運動有所不同。
趙儷生（1917—2007）
《籬槿堂自敘》
誠如趙儷生所言，如果說五四運動的核心基地是北大的話，那麼“一二，九”運動的核心基地則是燕京和清華。他還說，“一二·九”運動之所以獲得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組織起了很大作用。韋君宜在《我所認識的蔣南翔》中也說，“一二·九”運動期間，蔣告訴她：“紅軍已經過了黃河，如果打起仗來，蘇聯的拖拉機可以改裝成坦克……”（《世紀清華》第50頁）。
除此之外，人們對組織的認識和參加組織的動機也有不同。比如三十年代的韋君宜，就是所謂的很有希望的分子。她說：我沒有“放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由於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括在組織的信仰裏麵，所以她認為要愛國就必須把一切獻給組織。可見她對組織的認識非常幼稚，參加組織的動機也比較單純。加入組織以後，她常常遇到許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以致產生悔不當初的念頭。這時，那種獻身精神就要起作用。於是她“一麵牢騷滿腹”，一麵說服自己“繼續做‘馴服工具’”（《思痛錄》，4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出版）。
與韋君宜相比，趙儷生好像多一點書生氣。“一二·九”運動時，趙因為表現積極，也被組織相中，於是蔣南翔跑來對他說：“你人很誠實，在搏鬥中表現英勇，這說明你革命的熱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熱情是多變的，它還需要組織的保證。”經過認真考慮，趙認為自己受不了布爾什維克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所以他表示隻願意做一個馬爾托夫式的孟什維克，即“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籬槿堂自敘》，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從後來的經曆看，趙儷生也的確是這樣做的。抗日戰爭前夕，作為外圍組織的民先（民族解放先鋒隊）曾派他到山西參加犧盟會的訓練，他因為正在翻譯一部蘇聯小說，便推遲了半年。到了太原後，早走一步的清華同學已經是犧盟會的各級領導了，於是他隻能忝列末座。不久，他離開太原輾轉到長沙。當時長沙臨時大學已經成立，他本來應該回校繼續學習，但是在民先的安排下，他又返回山西抗日前線，並因為遭遇日軍，撤到延安。他後來取道西安，第三次返回二戰區，參加了當地的遊擊隊。四十年代後期，他又是最早被組織接收的學者之一。縱觀趙儷生的一生，盡管他始終是圍繞著組織在轉，並因為向地下組織提供情報，被美國同行譏為特務，可是他本人卻一直遊離於組織之外。本來，他並不以為這有什麼不好，後來他才明白不參加組織意味著什麼。八十年代初，曾經在遊擊隊當過組織科長的孫雨亭已經是省委書記了，一次酒足飯飽之後，孫對他說：“老趙呀，當年有個事要跟你說清楚。那次晉南幹部總結會之後，調整班子，你已經是公認的宣傳科長啦，可是到頭來還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為什麼嗎？現在可以說破了，就是因為老朱是黨員，你不是。論工作，無論編報、講政治課，老朱都遠遠不如你，可他是黨員呀。我講這些是叫你打破學生不參加黨的戒律。你不入黨，黨不吃虧，你吃虧呀。”（同上，80頁）這就是說，倘若老趙當時就參加了組織，不也是省級大員了嗎？這真是一語道破天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