頓時引起我的好奇心，
而足不由我主，
很快地走向前去，
采擷那黃色的無名花了。
讀罷該詩，我不免有些納悶：他本來是可以在文化方麵有所成就的，但是卻陰差陽錯地走上另一條道路。所以，這首詩也就成了他命運的一種寫照。同時我也有些奇怪，是什麼原因使他在小小年紀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並寫入自己的詩中？
1925年，潘漢年隻身來到上海，考入中華國語專科學校深造。不久，該校停辦，他經人介紹進入中華書局擔任了《小朋友》雜誌的校對。五卅事件發生後，他因積極參加工人運動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此期間，他寫了一些兒歌、故事和散文。《詩文選》所收的兒歌《要買……》和《苦哇鳥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後者是一篇散文，它不僅把作者童年時的一些生活經曆熔鑄其中，還寫了一個淒涼悲慘而又頗有象征意義的民間故事：一個童養媳的未婚夫死了，她因此而備受婆婆的虐待，最後被扣在一個大缸裏活活餓死，變成了一隻苦哇鳥。這使人不禁想到作者晚年的命運，那二十多年的牢獄生活和瘐死勞改農場的悲慘結局，不是和苦哇鳥有點相似嗎？如果說作者七八歲時第一次聽到這種鳥叫的感覺是毛孔發冷，渾身發顫，甚至連家都不敢回的話，那麼生活在世紀末的青少年們假如聽到潘漢年的故事又會是什麼感想呢？需要說明的是，這篇文章是寄給《語絲》周刊的，所以周作人還給他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認為這“不但是傳說學的好資料，也是極好的民間文學”。
1926年3月，創造社出版部在寶山路三德裏A字11號成立，潘漢年與周全平、葉靈鳳、柯仲平、周毓英等文學青年自稱是創造社的“小夥計”，參加了這裏的工作，並創辦了一張八開小報——《A11》周刊。隨後，潘與葉靈鳳又先後主編過《幻洲》周刊、《幻洲》半月刊、《戰線》周刊、《現代小說》月刊等刊物，並寫下了大量的雜文、散文和小說。他辦刊物奉行“不計毀譽”、“憑著自己的良心，說自己要說的話”的原則。他的雜文語言犀利，風格潑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的小說構思精巧，行文流暢，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手法都充滿了時代的氣息。特別是在閱讀《無聊人的半天》、《離婚》、《情人》等幾篇早期的小說時，你很難想象它是出自一位20來歲的作者之手。
潘漢年不僅文思敏捷，才華出眾，而且為人機敏，做事幹練，社會活動能力極強。所以當他剛剛在文壇上嶄露頭角時，就因為寫作之外的任務而常常輟筆。一開始，他擔任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成為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還不算離開文化界，但是到了1931年他被調到中共中央特科之後，便從上海文壇神秘地消失了。
潘漢年創作的另一個高潮是1946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期間。短短三四個月裏，他以“荊溪”為筆名，在《聯合日報》上發表雜文40餘篇，對當時的貪汙腐敗等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比如他在《貪汙今古》一文中指出：“近來所發現的貪汙事件”，已經“不是個人行動，而是上下其手有組織的行為”。究其原因，是因為“假如國家法令對於他們（指從政人員）可成為例外的時候，貪汙即大大應運而生”了。這些憤世嫉俗、切中時弊的話至今讀來也是警策之語。此外，令人頗感興趣的是，他當時居然連續寫了三篇關於知識分子的雜文。倘若把這三篇文章與包括他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聯係起來，倒也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