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大約在抗日戰爭後期，田漢曾寫了不少舊體詩來抒發胸中積鬱，其中一首七絕中有這麼兩句：“殺人無力求人懶，千古傷心文化人！”於是在1946年9月，潘以《千古傷心文化人》為題寫了一篇雜文。他以為，“田老大”的這兩句話真可謂描寫文人本色的不刊之論。因為“文化人之所以傷心，恐怕在‘官’與‘民’之間，可以說不上不下，因此兩麵不討好，官方認為你有作惡為非的‘造反’根性，民間呢，看不慣你那種‘無力’而且‘懶’得可怕，吊兒郎當‘文化人’習氣……於是乎不得不‘千古傷心’了！”十天之後，他又以《書生薄命原同妾》為題，繼續談論這一話題。“書生薄命原同妾”出自陳眉公《小窗幽記》，潘把它翻譯為“文化人的苦命本來等於姨太太”之後，又不無幽默地說：所謂“妻不如妾”的說法，是指男人玩弄女人時候的性心理；等到玩完之後，“夫人還是夫人，姨太太仍然偏立於夫人一旁，絕不可能取夫人之地位而代之”；相比之下，書生們也處於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境地：“被寵愛的時候，固然喜歡，可是因為身份關係，到頭來還隻能站立一旁”，仿佛如妾。
一個多月後，他似乎意猶未盡，又寫了一篇《“此身隻當從軍死”——再哀文化人》的雜文。這篇文章對文人們“敝屣不如”的社會地位做了進一步剖析：“文化人是向來不被重視的，隻有當你代表大多數的苦難者，勇於揭穿站那社會尖巔的少數者的假臉具的時候，他們才明白要照顧你，不能放任你，以至最後收拾你，其目的據說還是為了保存‘國魂’。”由此可見，在一個他所謂“沒有左拉的時代”的中國（見《左拉時代與聞一多》），文人縱然是拍案而起，也難逃被“坑”殺的命運；更不要說那些賣身投靠、助紂為虐之徒，曲學取容、刻意作秀之輩，遲早也不會逃脫兔死狗烹的下場。
縱觀潘漢年的一生，其遭遇好像有許多不祥之兆，其命運大概也與他未能脫盡書生氣有關。比如：早在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就被周毓英誣為左翼文化運動中應該清除的內奸；沒想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他這位革命功臣竟會以“內奸”罪名而鋃鐺入獄；而且，這牢獄之災是他主動交代曆史問題後招來的。又如：新四軍整風期間，他曾參與揚帆冤案的審查，並寫下“細雨寒風憶楚囚，相煎何必數恩仇”，“無端屈辱無端恨，巨眼何人識書生”等詩句；誰知道後來他又與揚帆一起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構成了共和國初期的一大冤案。再如，鬱達夫逝世後，潘漢年曾著文紀念這位創造社的老大哥，文章一開頭就說：“抗戰中與抗戰後，文化人的升沉遭遇，是反映了整個民族在如何慘痛的蛻變。鬱達夫與聞一多之死，不僅是‘千古傷心文化人’的問題，而是證明中華民族的過去與未來，要在廣泛的血洗過程中茁長起來！”所以我想，當年他寫這些文字的時候，雖然也有舍身取義的心理準備，但肯定不會料到，當他參與創建的政權問世後，這話卻成了自己命運的讖語。潘漢年還說，鬱達夫“有專諸殺敵的勇氣”，又有“資產階級詩人的氣質”。以我看，隻要把“資”字改為“無”字，此話不正是他的自況？這也提醒人們：倘若非要從體製之外去尋找原因的話，我們隻能說潘漢年晚年的悲劇，也許與這點詩人氣質有關。
1996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