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他向大家明確指出：“要徹底平分土地，就先要鬥到（倒）地主階級……大家提出要鬥牛友蘭家，我也讚成，牛家過去剝削壓迫過這裏的農民，並且還剝削壓迫過全興縣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農民派代表來參加，並且要很好的準備，因為牛蔭冠四二年問他拿出契約做調查研究，牛友蘭不願意拿出來。”
李井泉告訴大家：過去天天說老百姓翻身，但是因為土地問題沒有徹底解決，翻了身的隻是少數人，“所以共產黨毛主席提出徹底平分土地的意見”。他還說，在幹部隊伍中，有許多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投機分子，“今後老百姓要管幹部，群眾要撤幹部的職就撤，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
同一天，《晉綏日報》在第二版發表通訊，報道了蔡家崖農民大會的“盛況”：“會場上布置有地主階級用農民的血汗所製成的綾羅綢緞衣物及生了鏽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鐲等展覽品，正麵高懸著毛主席、朱德司令、賀司令員的巨像，旁邊一條標語上寫著‘農民組織起來，徹底平分土地’，極引人注目。”據說參加大會的有蔡家崖行政村所屬的17個自然村的500多人，大家一致同意按人口徹底平分土地。
為了突出重點，該報還以“群眾要求盡速開會，鬥爭大地主牛友蘭”為題，報道了牛蔭冠在現場的表現：
到會群眾一致認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徹底鬥倒地主，比如該村大地主牛友蘭還沒有鬥倒，群眾要求最近就開鬥牛大會。在場旁聽的牛蔭冠同誌為了擁護群眾這一要求，起來向群眾檢討自己過去的立場沒有站穩。他向群眾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後，我還幫助牛友蘭開紡織廠，今天我已認識了這些嚴重錯誤。”接著他向群眾表示要決心改正錯誤，並要求群眾審查他，看他夠不夠一個共產黨員。後來石楞子貧農郭增玉、劉寶則都對牛家地主剝削壓迫他們作了沉痛的控訴。
貧農劉寶則並質問牛蔭冠說：“你當八路軍，好處咱沒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後你家變賣了土地，但銀錢保存起來。”有些群眾接著說：“看他以後的事實表現罷。”
隨後，蔡家崖召開了“鬥牛大會”。關於“鬥牛大會”的具體情況，我沒有找到詳細報道和現場記錄，但是官方、學界和民間卻有幾種不同“版本”的說法。
晉綏邊區革命紀念館館長賀巨明說：“1947年秋，由於我們工作的失誤，晉綏土改工作出現了嚴重‘左’的傾向，導致了牛友蘭等一批曾與我黨真誠合作、作出不少貢獻、並一直擁護黨的事業的開明士紳無辜被鬥。”蔡家崖村當年參加過“鬥牛大會”的白棟則老人回憶說：“會場上主要是要底財，沒誰能說出牛友蘭幹過什麼壞事，沒人恨他，鬥爭會不好開。突然跳出一個臨時來的叫王明友的保德縣人，從婦女頭上拔下一根發簪，穿插在牛友蘭的鼻孔梁上，拴上繩子，逼著他兒子牛蔭冠拉著鬥，也沒離開會場。很快會場發生混亂，鬥爭會也就散了。會後，牛友蘭被關在禁閉窯裏，沒多天就聽說死了。”（《晉綏愛國民主人士牛友蘭》，48頁）這顯然是官方的口吻。
曆史學家趙儷生在回憶徐中舒先生時，也順便提到這件事。他說：“我的老同學牛蔭冠（此人解放後擔任過幾個省的財政廳長，還當過財政部副部長）家是山西興縣最大的富戶，土改時，牛是土改組的組長，坐在上邊，他的父親跪在下邊。遊街時用鐵絲像穿牛鼻一樣穿了他父親的鼻子，由牛蔭冠牽著。據說這件事後來被‘上邊’知道了，可‘上邊’並不欣賞，據說還下了一道什麼‘文’。”（《籬槿堂自敘》，157～1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這大約代表了學界的意見。
看來，牛友蘭的鼻子究竟是象征性地用婦女的發簪插了一下，還是真的用鐵絲穿透了，這是以上兩種說法的分歧所在。為此，魯順民在《這一腔心事且說與誰》（刊於《山西文學》2004年第11期）中寫道：“據說，在26日的‘鬥牛’大會上，牛蔭冠也坐在大會主席台上，結果有人將他推到站著的地主那邊。農會主席說：這是咱自家人，怎麼放到那一邊，讓他和農民坐在一起。”緊接著，魯順民又引用中共山西省興縣委員會為紀念牛蔭冠寫的《家鄉人民深切懷念牛蔭冠》一文說：“牛蔭冠牽著牛友蘭的鼻子開步走的時候，會場上像啞了一樣出現了短暫的寂靜，父子倆沒走多遠，群眾中有人打報不平，當場把牛友蘭的手銬和腳鏈搗掉，大會在一片混亂中不得不宣告結束。”他認為“這就是民間記憶裏牛蔭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