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崗村的人都圍住李佩芝講道理，人越聚越多，人們對鬥爭大會的情緒越來越大，最後會場的秩序大亂，鬥爭大會再也進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時分，下起小雨，木蘭崗和蔡家崖兩個村的群眾就是不離會場，圍住工作團要個說法，要求工作團懲辦二流子，這樣一鬧就鬧到傍晚。其間，晉綏分局的宣傳部部長來會場疏散群眾，是一派和稀泥的態度，但最後還是讚同李佩芝的觀點，什麼事都可以說，但階級界限不能模糊。群眾的情緒更大了。李井泉聽到這件事，下命令給工作團，一定要說服群眾離開會場。馬林同情群眾，怎麼對群眾說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眾才陸陸續續離開會場。
據有關文章說，當時牛友蘭不僅戴著腳鏈、手銬，還有人“用成捆點著的香燒他的身體”（《晉綏愛國民主人士牛友蘭》，147頁）。
“鬥牛大會”之後第三天，備受折磨和侮辱的牛友蘭在監禁中絕食而死，屍體不知所終。他的侄子、在120師副官處擔任會計的牛蔭越，也因為被八路軍清洗回家自殺身亡。牛友蘭死後，牛蔭冠也離開工作崗位，被派到黨校“學習”。有人告訴他，他父親去世的時候，馬林在場，老人對馬林說：“你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晉綏愛國民主人士》同上，48頁）
這位馬林，“文革”前擔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時，住了劉少白住過的房子，因此與我們家也是鄰居。我記得在1960年前後，此老已經60多歲。當時沒有退休製度，他雖然身體不錯，卻一直“養病”在家。因為是老革命，又無所事事，便經常鬧些笑話。他有過四次婚姻，但都離異，因此老頭急著要找個對象。聽說有一年輕女子本來有男朋友，卻要嫁給他，急得省政協副秘書長找來這位女子談話，勸她不要這樣。後來馬林找了個四十歲上下的老處女，還是到過延安的老幹部。一開始兩人甜蜜得很，但沒過幾天就被馬林趕出家門，隻好在機關的客房裏暫住。“文革”中，山西是奪權最早的省份，馬林與另一位省政協副主席何英才聯名寫支持奪權的大字報，成為被“結合”到省革命委員會的老幹部。遺憾的是我當時年紀太小，不可能與他談古論今。
七、“鬥牛大會”之後
“鬥牛大會”前後，牛蔭冠已經離開工作崗位，被送到黨校“學習”。龔子榮在《回憶牛蔭冠同誌二三事》中說：“1947年冬，在晉綏土改整黨中，我任黨校教育長。牛蔭冠同誌調來黨校學習。在‘鬥牛’大會後，為了了解牛蔭冠同誌的思想狀況和安定他的思想情緒，我曾和牛蔭冠同誌談過一次話。他表現得豁達大度，能想得開。對黨無怨言，對群眾運動有著正確的認識。同時，他還向我提出，在這樣大的群眾運動中，領導上要注意掌握和防止發生過‘左’的和不正確的傾向。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對待黨和群眾運動的正確態度。”他還說，有一次牛蔭冠在支部大會上發言時，談到在“鬥牛”大會上，一開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一邊，但貧協主席卻說：“這是自家的人，怎麼放到那一邊，讓他和農民坐在一邊。”這時，他“真是感到極大的溫暖和黨的親切。感動得落淚不止”。（《牛蔭冠紀念集》，172～174頁）
曾在綏蒙工作的鄭天翔說，當時他也來到晉綏分局黨校，發現“牛蔭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黨校裏的一個熱鬧話題”。一開始他因為不熟悉不好意思打聽，後來才知道，為了“消滅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封建剝削製度，……蔭冠同誌不僅無條件擁護並且長期為之奮鬥。大義滅親，蔭冠同誌已經做出榜樣”。他還聽說：晉西北根據地初創時，牛蔭冠回來擔任領導職務，剛剛“走馬上任，就親自批準處決了當地十幾個地主惡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他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晉西北人民是看得見的，感受到的。如果他的父親牛友蘭是一個惡霸，或漢奸，或進行反共、反八路軍的活動，或反對土地改革運動，對他進行嚴厲處置，蔭冠同誌是絕對不手軟的”。（同上，176～178頁）
從他們的回憶中，可以推想出牛蔭冠在土改中的思想狀況和真實表現。
牛友蘭死後一直未能平反，直到1989年7月，中共山西興縣縣委才作出“為牛友蘭平反昭雪”的決定。隨後，牛氏後人才幾經周折，於2000年找到牛友蘭夫婦的遺體，並將其重新埋葬。這時，距蔡家崖“鬥牛大會”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