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5年8月上甸，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了決戰時刻。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當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時，蘇聯正式對日本宣戰。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號召“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8月10日，日本政府發出乞降照會，上百萬蘇聯紅軍開始進入中國東北。同一天，為“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蘇聯參戰後準備進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五冊，490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與此同時，朱德總司令在兩天內連續發布七道命令，要求所屬武裝部隊迅速向東北以及備交通要道進軍，收繳敵偽武裝，接受日軍投降。11日，“國民黨中常會和國防最高委員會舉行聯合緊急會議，討論日本投降有關問題”；同一天，蔣介石向八路軍備部隊發出“就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的命令。（《中國國民黨大事典》，639頁，華僑出版社，1993年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指出蔣介石正在磨刀，他“對於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所以我們也要磨刀，因為“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同一天，毛還為新華社撰寫《蔣介石在挑動內戰》的評論，斥責蔣介石是民賊獨夫，是法西斯頭子，並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至此，由於現實利益的衝突，再加上曆史的恩怨和意識形態的對立，“國共雙方為爭奪抗日勝利果實”（薄一波語）的內戰即將爆發，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抗戰才換來的勝利與和平，也將毀於一旦。
這時候劉少白正在延安。他是6月下旬到的，目的是籌備全國解放區代表大會，因為他是籌委會的常委和綱領起草委員會的委員。日本投降的消息，是王世英告訴他的，為此他興奮得徹夜難眠，認為抗戰勝利，是得道多助的結果。
8月下旬，由於形勢有所變化，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承認抗日戰爭的勝利標誌著一個和平建設的時期已經到來，並表示願意與國民黨“長期團結一致，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久重慶談判開始，毛澤東在接受英國記者甘貝爾的采訪時表示，“自由民主的中國”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它應該通過大選來產生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第二，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以及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三，它將在國家獨立、團結、統一和基礎上與各民主強國進行合作；第四，它將實現軍隊國家化，並禁止私人擁有軍隊。此外，毛還說中共將向政府提出一個經濟和文化建設的綱領，其中包括實行土地改革和工業化等一係列內容。（《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六冊，7頁）這些觀點自然贏得國內外輿論的一片喝彩。
由於重慶談判，劉少白滯留在延安遲遲不能回去。1946年春，劉少白找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表示想回晉綏邊區。林對他說：“你先別走，中央考慮如果談判有些結果，想要你擔任立法委員。”林還說，你的組織關係已經通知了周恩來。後來談判破裂，劉少白出任立法委員的事也就黃了。
五
1946年五六月間，劉少白要離開延安，毛澤東專門接見了他，並與他共進晚餐。席間毛向他傳達了“五四指示”的精神，並對他說：“中央決定要實行土改，你回去後將你家的土地全部獻給農民，起個帶頭作用。”於是劉少白當即電告興縣政府要求獻地，回到家鄉後他又說服弟弟劉象坤，將全部土地以及一處四合院和上百棵樹木獻了出來。為此，《晉綏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劉副議長及其胞弟向農民獻出土地房屋》為題予以報道（劉武雄：《回憶伯父二三事》，《劉少白》，39頁）。
中共中央於1946年5月發出的“五四指示”，是一份開展土改運動的文件。土改運動是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的基礎上進行的，目的是以“耕者有其田”為口號，動員廣大農民參軍參戰，以便奪取全國政權。據薄一波說，經過土地改革，僅僅在晉冀魯豫邊區，“截止1947年6月，（就）有24萬翻身農民參軍，出現了幹部帶頭、兄弟爭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局麵；遊擊隊、民兵發展到100餘萬。數百萬民工隨軍支前，擔負起巨大的戰爭勤務”。（《七十年奮鬥與思考》，416～41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可見土改運動在內戰中所起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