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晉西北本來是一個高寒幹旱、土地貧瘠、生存條件非常惡劣的地區。除了戰爭目的之外，土改運動在這裏究竟有多大必要，也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據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副書記的張稼夫回憶，多年來，在推行“四大動員”、“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公糧條例”以及一係列增加稅收負擔的政策之後，許多地主已經是徒有其名了。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上文提到的牛友蘭，他早年肄業於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後來是晉西北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地主。開辦興縣農民銀行時，他拿出將近三萬元大洋；1940年“四大動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有人出入）時，他捐獻的資財也最多，就連自己在河西辦的紡織廠，也獻給了邊區政府。有人說僅僅是他捐獻的布匹，就裝備了八路軍的一個團。所以到土改的時候，他因為財產和收入已經降到平均線以下（大概相當於貧下中農吧），所以被定為“免征公糧戶”。另一個是郝家坡村的劉佑銘。1936年紅軍東渡時他就首當其衝，被當做土豪受到沉重打擊；後來經過上述一係列運動，到土改的時候他早就破產了：沒有土地，沒有老婆，也沒有孩子，一個人住在一孔破窯洞裏苟且偷生。可就是這麼兩個人，仍然被當做土改鬥爭的主要對象。（《庚申憶逝》，108～10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牛友蘭的兒子牛蔭冠原本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一二·九”運動後回山西擔任犧牲救國同盟會常委並負責總會的日常工作，晉西事變後又擔任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續範亭）。按理說他應該對自己的父親了解最深，但到土改的時候，不知是出於無奈還是為了“大義滅親”，作為工作組組長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讓自己的老父親跪在台下接受群眾的批鬥。更殘忍的是，批鬥結束後，他還用鐵絲穿了父親的鼻子（穿牛鼻）遊街示眾（參見《籬槿堂自敘》，15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位將自己的兒子送到革命陣營，並且對這個陣營作出巨大貢獻的開明紳士，就這樣在受盡折磨和侮辱後死於非命。至於劉佑銘，在土改時也背上“化形地主”的惡名。他因為交不起無中生有的所謂“底財”和“浮財”，同樣慘死在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之中。
類似的事例在土改中比比皆是。運動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刑訊逼供、濫殺無辜的現象極為嚴重。據張稼夫回憶，在極左路線的指導下，“土改的打擊麵擴大化到異常嚴重的程度”（《庚申憶逝》，109頁），許多地方被定為地主、富農的高達百分之二三十，這些人在“貧雇農坐天下，說啥就是啥”的恐怖中，其遭遇和命運讓人目不忍視，耳不忍聞。
六
話說回來，劉少白返回晉西北後，正趕上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一開始他還不在被鬥之列，後來因為別人的事情才引火燒身。原來，李家灣（行署所在地）的地主李韶榮因為交不出“底財”，被關押在縣政府內。為了對他進一步施加壓力，當局把他的兒子抓了起來，兒子說不知道，又把他十來歲的孫子也抓起來。李家媳婦走投無路，哭哭啼啼找到劉少白，說一人犯法，為什麼要讓兒孫頂罪？劉認為她說得有理，便直接上書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沒想到李見信後大發雷霆，將這封信交給邊區公安局長，並在分局黨校的講演中大罵劉少白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捐獻土地是假開明，是想收買人心，與牛友蘭一路貨色（有人說康生在當地的一次土改工作會議上也講過類似的話。）於是劉少白被武裝人員從縣城押送回黑峪口村，在1947年9月下旬接受數千人的批鬥，並當場被撤銷副議長職務。（《劉少白》，20、40頁）一個年過花甲的“開明紳士”，為了追求進步，為了共產革命，為了抗日戰爭，不惜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到頭來竟落了這麼個下場，別的不說，僅僅是在數幹群眾麵前的那種人格汙辱，就讓人不寒而栗。
劉少白出事後，在社會上反響強烈，閻錫山的電台報紙也對此事作了報道，說劉少白對共產黨忠心耿耿，做了許多事情，卻仍然難逃厄運。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西米脂縣召開會議，開始糾正“左”的偏向，並批評了晉綏邊區在土改中的錯誤。據說，毛澤東得知劉少白被鬥後，對晉綏分局的領導人說，像劉少白這樣的人都被你們鬥了，那以後還有誰敢跟我們合作？（同上，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