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鑄的父親冀貢泉先生是著名民主人士。他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與魯迅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同事。民國年間，曾擔任過山西大學教授，山西省教育廳廳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避居美國，曾擔任《華僑日報》總編輯，與胡適有所往來。抗戰勝利後，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1949年以後，一直是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直到去世。
從這一個案中，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坎坷經曆和複雜遭遇……
一、當年的生活環境
我的父親智力展自1949年以後一直在山西省政協工作。20世紀50年代初，我們家本來住在太原市麻市街（府東街西口向南）16號。沒幾年，為了打通解放路，麻市街的大部分住戶需要拆遷，因此我家就搬到省政協宿舍。當時山西省政協在皇華館5號，這裏原來是陽曲縣衙門，門前有兩顆大槐樹，還有一對石獅子。可能是為了與舊政權有所區別吧，省政協將原有的朱紅大門緊緊關閉，開了旁邊的大門。進了大門向北，是機關的辦公區。辦公區以第二會議室為界，分為前後兩部分。前麵是秘書處和聯係處辦公室，後麵是秘書長、副秘書長的辦公室。再往裏走是第一會議室。第一會議室裏擺滿了帶靠背的長條椅，靠背後麵還有一個二三十公分的橫板，可供後排的人放茶杯或文件。這個會議室好像是為開大會準備的，但由於政協大會往往在人民大禮堂（現在的山西飯店）召開，因此這個會議室很少使用。與第一會議室相比，第二會議室隻能容納二三十人，但內部陳設要好得多。這個會議室的座位是沙發椅，坐上去很舒服，會議桌上鋪著雪白的台布，開會時還擺著鮮花，是供委員們開會用的。另外，大院裏還有一個第三會議室，在一進大門的東邊，歸山西省文史館使用。當時省文史館也在這個院子辦公，就兩三個工作人員，一個辦公室。每逢文史館開會，參加者都是些形形色色的老人，給人一種“前朝遺老”的感覺。
繞過第三會議室往裏，是省政協的宿舍區。從布局上看，宿舍區在辦公區的東麵，是一連串獨立的院子。我當時才十來歲，聽大人們說，省政協的辦公區是當年縣太爺家眷們住的地方，而如今的宿舍區則是當年縣太爺辦公的地方。在省政協大院的西麵郵電局宿舍，裏麵有一座破敗的假山，我想這大概就是縣太爺的後花園吧。縣太爺辦公的地方有大堂、二堂和三堂。我們住進去以後，大堂早已改成庫房和食堂，二堂和三堂改成宿舍。我們家和兩位副秘書長住在二堂，冀貢泉和支應麟住在三堂。冀貢泉和支應麟是省政協的駐會副主席，平時不上班，除了開會什麼事也沒有。三堂一側的東廂房住著張雋軒，他是省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即省政協機關的實際負責人。在張雋軒家的對麵，住的是90高齡的政協委員池莊。池莊和支應麟都是在那個院子裏去世的。他們去世後，靈柩就停在第一會議室，因此這個會議室就更沒有人使用了。三堂的西邊正好第一會議室，在它們的後麵還有一排南房，住著四五位駐會委員，其中有無黨派人士武委員和天主教人士曹委員。反右運動以後，山西的“頭號大右派”王文光和“二號大右派”梁園東也搬進省政協宿舍，王住了池莊的房子，梁住了曹委員的房子。因為那時候池委員已經去世，曹委員也調到北京，好像是去了全國天主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負責什麼工作。
二、晚年的衣食住行
由於我們家住在前院，因此後院的人出出進進，都在我們的視線之內。在我的印象中，因為夫人身體不好，武委員每天都要戴著墨鏡、拄著手杖上街賣菜，在時候還要去醬園巷買些雞鴨魚肉。除此之外，他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聽說他的兩個女兒分別嫁給兩位將軍，而他本人是晉西北的開明紳士。沒想到“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從檔案中發現他竟然是潛伏在政協大院的中共地下黨員。這個爆炸性的消息確實讓人們大吃一驚。在我看來，這個院子裏的人都特別好，一個個慈眉善目，不要說經曆非凡，對革命有功了，至少也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在一般人的眼裏，這個大院是一個名人薈萃、各顯風流的所在。就拿支應麟和冀貢泉來說吧，支老原是馮玉祥手下一員大將。他平時愛穿什麼衣服我忘記了，但有一次看到他身穿黃色將校呢製服，腳蹬高筒馬靴，威風凜凜地從外麵回來，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冀老則總是穿一身不大合體的藏藍色呢料中山裝，顯得比較低調。這可能與他是教授出身有關。因此在我的記憶中，這兩位老人真是一文一武，對照鮮明。後來，我看到冀老身著長袍的照片，感覺這好像更符合他的身份。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衣冠服飾”曆來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爭正統的標誌，也包含著人們對現實的態度和對自我角色的認同。比如清兵入關時，許多人就為此掉了腦袋。遺憾的是，就連冀貢泉這樣一位飽學之士，也要受改朝換代的影響，脫下長袍，改穿流行的中山裝。現在回想起來，從衣著穿戴上似乎可以看出兩位老人的思想觀念與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