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支應麟和冀貢泉已經是對照非常鮮明的話，那麼他們的夫人也是反差很大。支老的夫人是小腳女人，而冀老的夫人則是知識女性。當時機關食堂分大灶和小灶，冀老夫婦自己不做飯，每天在食堂吃小灶。支老也吃小灶，但夫人卻在家裏自己做飯吃。因此機關食堂的小灶隻有他們三位。支老吃飯快，吃完就走人，於是飯桌上就留下冀老夫婦。我中午放學回家，經常看到冀老留著銀白色的長須，即便吃飯也是渾身儒雅。這時，冀夫人總是坐在他的身旁，一邊細嚼慢咽，一邊竊竊私語。那種“老來伴”的幸福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與後來相比，20世紀50年代的物價是很低的。大灶每月夥食費五六元，都可以天天有肉吃了。小灶每月30元，就是山珍海昧也花不完。在我的印象中，父親給母親講過關於食堂的兩件事：一是為請不到高明的廚師而苦惱，二是不知道該為小灶買什麼樣的原料。這說明兩位副主席還是比較挑剔的。後來上麵分配了一個誌願軍退伍老兵，專門為小灶做飯，再加上思想改造運動接連不斷，因此後來就聽不到這方麵的問題了。
剛搬進政協大院，我還不到十歲。聽人們稱冀老的夫人為張先生，覺得好生奇怪。心想，大家怎麼會把一個老太太稱作先生呢？我問父親這是什麼原因，父親告訴我，所謂先生，是一種尊稱，即使是女性也可以使用。後來我才知道，張先生名叫張陶然，這讓我想到北京著名的陶然亭。另外，我還聽說冀老的小兒子是周恩來的翻譯，當時沒有電視，資訊也極不發達，不知道他長得什麼模樣。直到基辛格與尼克鬆訪華時，我才在新聞紀錄片和報紙上看到他們的小兒子——冀朝鑄的身影。
按照有關規定，政協副主席出門有汽車接送。20世紀50年代，小轎車少得可憐，省政協隻有兩輛。為了嚐一嚐坐小轎車的滋味，我與司機混得很熟。他們每次出車，我都想蹭進去過一過坐車的癮。但由於種種原因，十有八九都被拒絕。特別是支老出門，司機絕對不讓我蹭車。有時候司機被我磨得心軟，便在冀老出門的時候，讓我坐在前麵。有一次冀老問我是誰家的孩子，待我回答之後他對我說，你父親讀書時是進步學生，很活躍，是學生運動領袖。當時我不懂得這話是什麼意思，直到“文革”時期，外調人員紛至遝來，我才明白其中含義。在我的眼裏，冀老的待遇已經相當高了。後來看到他的兒媳婦汪向同寫的《我的丈夫冀朝鑄》之後，才知道這遠遠比不上他過去的生活水平。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冀老在太原市上馬街就買了一座很好的院子，家中有七八個仆人，還有汽車庫和人力車庫。這種生活，當然是一去不複返了。
三、早年的有趣故事
過去，我對冀老的生平事跡知之甚少，進入學術圈以後才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冀貢泉，字育堂，號醴亭，1882年（《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誤為1892年）生於山西汾陽一個農村教師家庭。他於1905年赴日本留學，獲明治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12年回國後，曾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擔任主事，當時魯迅在該司任僉事。民國初年的官階，分特任、簡任、薦任、委任四級。僉事屬薦任官，相當於科長，主事屬委任宮，相當於科員，可見二人是上下級關係。盡管他們關係很好，但共事的時間卻很短暫。
冀貢泉大約是1912年年底或1913年年初返回太原的。在太原，他先後擔任山西省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山西大學教授兼法科學長、山西省司法廳廳長等職。據《魯迅日記》記載，1913年4月冀貢泉又到北京，社會教育司的同人曾設宴款待。1914年，魯迅兩次出麵為冀貢泉及其友人作保，以後兩人還有多次酬酢往來，直到1921年10月冀貢泉再度來京，送魯迅一瓶汾酒之後，類似交往才在《魯迅日記》中消失。汾酒是汾陽杏花村的特產，冀是汾陽建昌村人，他們家離杏花村很近，也就是三四十裏路程。
另據冀貢泉的學生劉子欽回憶：中原大戰前夕，“國民黨反蔣派在北京開‘擴大會議’，先生被推為中央委員。他才思敏捷，善於辭令，在當時國民黨複雜的派係中……表現了不尋常的處世能力。後因閻馮（閻錫山、馮玉祥）聯軍失利，先生曾遭通緝”。（《山西文史資料》總第四十四輯，120頁）1932年閻錫山複出後，冀貢泉通緝令也隨之撤銷。同年4月，他被任命為山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直到1938年2月才被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