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太原市各校學生要到省黨部請願，負責治安的太原市警備司令部做好了應對準備。11月18日是全市學生統一行動的日子。為了阻止學生上街，當局調動軍警進駐國民師範，並派人把守校門，嚴禁學生集體外出。為了突破封鎖，衝出學校，同學們作了充分準備。那天早飯之後，全校同學突然聚集在操場上，然後整隊向校門口迸發。快到門口的時候，父親讓一位身強力壯的糾察隊員衝上前去打開校門，校外的學生一湧而進，把看門的軍警夾在門後動彈不得。隨後，同學們像潮水一般湧向省黨部所在地。這位身強力壯的同學叫崔耀南，是清徐縣西楚王村人。1964年我下鄉插隊，正好去了這個地方。當時他已回鄉務農，好像是四類分子，不敢隨便說話。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後，隻是在眼光裏流露出一絲溫馨。最近聽山西省政協文史辦負責人穆雯英女士說，此人在“文革”後平反，被安排為縣政協委員，如今已經去世多年了。無巧不成書的是，穆女士也是這個村的人。
到達省黨部以後，其他學校的學生也都來臨。省黨部看到學生來勢凶猛，便要求派代表進去談判。後來有人在《山西文史資料》中回憶這段曆史時，說我父親是當時選出的七八位代表之一。但是父親在“文革”中對我說，他當時並沒有進去，而是在外麵維持秩序。代表們進去以後，很久沒有消息。正當大家煩躁的時候，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登上省黨部的樓頂。不一會兒，不知誰高聲呐喊：“我們的代表在裏麵挨打了！”同學們一聽這話，又不由得湧向大門。這時樓上槍聲大作，請願的學生立刻四處逃散。就在這時，有人高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於是現場一片混亂，再也無法恢複秩序。
被打死的人名叫穆光正，好像是進山中學的學生。這一事件被稱為“一二·一八”慘案。“文革”期間，北京造反派懷疑穆光正死的原因，曾找父親調查當時的情況。我問父親究竟是怎麼回事，父親對我說：當時他就在現場，看到省黨部的憲兵是朝天鳴槍。不過，當時穆光正並不在隊伍前麵，而是倒在隊伍後麵的一棵大槐樹下，因此他也不明白為什麼這個人會被子彈擊中。當時的省黨部就是現在山西省政協東邊省總工會大院，有兩座帶長廊的三層小樓。對麵的那棵大槐樹現在就聳立在大路上。
無論如何，省黨部因為“一二·一八”事件離開了山西，閻錫山也因為這一事件重新出山。更重要的是，從此蔣介石和國民黨勢力再也沒有真正進入山西，閻錫山的獨立王國也更加鞏固。後來我在台灣的文獻資料中看到苗培成到了台灣還重提此事，並滿腹委屈地為自己喊冤，說他當時就不應該為這一事件承擔責任。
三、從太原植社到山西犧盟會
閻錫山是在中原大戰失敗後下野的。一開始他住在大連，並邀請一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為他講學。為此，他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其中包括“中的哲學”、“物產證券和按勞分配”以及後來的“兵農合一”等。“一二·一八”事件以後，閻錫山從大連返回山西出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綏靖是安撫和保持地方平靖的意思，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綏靖公署是一省或數省軍隊的最高指揮機構。1932年暑假，父親經國民師範校長馮司直介紹，在太原綏靖公署所在地的梅山會議廳參加過幾次閻錫山舉辦的講座。閻錫山認為，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向大家發放“物產證券”，就可以避免因階級鬥爭所導致的流血犧牲，從而可以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當時父親對這一理論比較認同，並開始關注閻錫山的理論體係。
因為父親是獨生子，所以爺爺奶奶在1928年也來到太原。一開始，爺爺在閻錫山開辦的兵工廠（今太原礦山機器廠）當了一名職員，月薪8元。因生活窘迫，再加上自己閑不住，奶奶經常在被服廠（軍服廠）攬些零活補貼家用。當時他們住在大北門的一個大雜院裏。“文革”期間我在太原礦機廠子弟中學教書，傳達室老楊師傅也是定襄人，恰巧當年就住在那個院子裏。聽楊師傅說，在他的印象裏奶奶特別能幹，經常背著半人多高的軍服往廠裏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