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辛生又名趙尋，是張光年的內弟。1949年以後他擔任中央戲劇學院創作室副主任、中國劇協創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劇協常務副主席等職。前幾年我帶著兒子在北京協和醫院看望過他。當時他隻是談起父親領導的民大起義，卻沒有提及此事。可見他對父親的印象不錯。抗日戰爭勝利後，抗二隊回到太原，不久就去了北平。新中國成立後，他們成為中國戲劇界的領軍人物，而田衝和胡宗溫等人則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創始人和台柱子。
八、抗戰勝利與接管太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閻錫山成立二戰區長官司令部“隨部工作團”，準備全麵接管太原並對深受奴役的市民進行慰問。該團由梁化之兼任主任，父親擔任副主任，負責實際工作。參加“隨部工作團”的有民族革命大學、進山中學和青年幹部學校的幹部學生。工作團解散後，父親擔任同誌會太原市分會（簡稱“市分會”）主任，他讓大部分人回原單位工作，隻把少數人留在市分會。同誌會是閻錫山一手建立的政黨性組織，所以我曾經開玩笑地說：“父親的職務相當於現在的市委書記。”
當時市分會設在按司街的一所二層樓四合院裏。院牆極厚，上有垛口，不知是哪一位山西商人遺留下來的財產。當時我家住在樓上，辦公區在樓下。我是1946年出生的。當時是我們家條件最好的時候，母親懷孕時可能是營養過剩，我出生時居然超過9斤，讓母親受了很大的罪。大概是心情較好吧，父親對我疼愛有加，即便是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報、看文件，也要把我抱在懷裏。我們家在這個院子裏出過兩個事故：一是二哥上房頂玩耍，不小心摔了下來，腦上縫了幾針；二是他抱我上樓，不小心摔倒，壓得我昏死過去。
在市分會的工作人員中，宣傳部負責人張頷是個不尋常的人物。張頷是杜任之介紹給父親的。杜任之是山西萬榮人。他1927年加入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遠東局通訊員。1929年赴德國留學，1932年回到上海後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取得聯係，被派到山西從事地下活動。抗戰爆發後，他先後擔任犧盟會臨時執委會委員、同誌會候補高幹和第18區戰地工作委員會主任。1943年，他因“征糧不力，貽誤軍機”被撤職，由曾任二戰區參謀長的楚溪春押解回克難坡，但沒有受到具體處分，這就是當時在二戰區廣為流傳的“高幹坐大車”事件。抗戰勝利後，他擔任山西大學教授並參加民盟。1948年山大部分師生遷往北平，他利用與傅作義的私人關係曾參與和平談判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再度回到山西，先後擔任省政府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和商業廳廳長等職。1956年以後調到北京，一直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從事領導和研究工作。
張頷是山西介休人。抗日戰爭期間，他隨堂兄來到克難坡認識了杜任之。這時他想到延安去，但是杜任之對他說：“追求進步，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在哪兒都有進步工作可做，眼下去不成延安了，安心在這兒待著。”在此期間，張頷讀了許多社會科學方麵的著作。
父親組建隨部工作團時，杜任之有意將張頷介紹給他。市分會成立後，父親把張頷留在市分會負責宣傳工作。前幾年我在太原南宮舊貨市場買到一份《青年導報》，報頭下方印著“發行人智力展”幾個字。我知道這事張頷比較清楚，便去拜訪他。張先生看到這份報紙以後，十分激動。他告訴我，當時他是該報總編輯，那“青年導報”幾個字還是他寫的呢。他還說：“這是一份很特殊的報紙。從表麵上看，它是官方報紙，但是為了體現民間立場，反映民眾心聲，我們在籌劃這件事的時候，就決定要大量使用群眾來稿。這樣一來，就可以不使用官方語言了。這其實是報紙的最大特色。為了體現這一特色，我們一方麵組織了大批通訊員、包括特約通訊員為報紙供稿，另一方麵還以報紙是三日刊為借口，采用綜述的方式報道國內外大事，以便盡量不用官方通訊社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