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經濟大潮，裹挾的人眼暈，都找不著北了，對父母的淡遠，是因為不能常回家看看，可也沒見著忙出個什麼來。浮躁的大因，是少了定力。六十多年前，何嚐不是市場經濟？但革命先烈先賢先達的定力，卻超凡入聖。他們的心力所係，是“我心在高原”，而今天我們的心力所係，是“我心在孔方”。一比，是該有些慚愧的，但仿佛不知愧，而且還自以為得計，至少一些祿蠹是如此。
如今天上隻剩下三顆星：歌星、影星和球星。月亮猶如世人，是夜之眼。星的流亂，使世人在迷茫中喜新厭舊，於是月有陰晴圓缺，但太陽是毛澤東，依然是。毛澤東一生說過許多氣吞山河的話，那是一種超凡的大氣度所至而發。青年人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現在是太陽升起的時候，而且每天都是新的。
人人都想展示價值，讓大眾記住自己。戴戒指恨不能生出六指來；坐奔馳恨不能坐在車鼻子上；愈是人多愈是對著手機喊得驚天動地。可你看毛澤東，治國平天下，不佩一槍一彈，指揮千軍萬馬，氣定神閑。人人想成名，成名容易成功難，關鍵是你得為你生存的這個社會時空做些什麼。追星和時裝，人人如此，是俗為，太多，沒誰能記住誰。你記住的人，是原本就認識的人，不是因為他們的“行頭”裝扮得有派。毛澤東一生不曾穿過時裝，有誰能說他沒有才情、沒風采？人哪，你得修煉，知識、品性，還有情操。很多先我們而去的共產黨人，不能忘了他們，永遠。但真還是把他們給忘了，為什麼呢？就為了那點苟且營營的小日子，還直喊累，不該啊！他們為祖國和民族，以及革命事業做了事情，事情很大。
五十而知天命，是說天道的神聖和不可知，得五十年的工夫呀。天好，可摸得著嗎？還得靠人自己。
當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麵前屹立不動時，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西方權威們，對中國充滿了敬佩之情，一片讚歎，在驚歎中他們也許忘了曆史，更無法把中國今天的強大，與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強入侵並橫行於中國大地相聯係起來，可中國人忘不了。中國人是揩幹血淚之後站起來的，凝目這些往昔，你就會明白，飽受屈辱的中國人民，心中的悲壯和獻身精神，是何等的巨大！
無論過去和今天，當民族危亡到來的時候，總會有人匆匆離開養育他的土地，到外麵的世界去尋夢，但也會有堪稱為民族脊梁的人，用頭顱和鮮血來拯救自己的祖國。他們這是為了什麼呢？
《日瓦戈醫生》中有一段描寫：“有的女人身上有五穀，或者蜜或皮貨。武士們（侵略者和國賊）便打開她們的肩膀，像打開箱子一樣，用劍從一個人的肩胛骨裏挑出一鬥麥子，另一個人身上有一隻鬆鼠，還有一個人身上有一個蜂房。”母親能被這樣糟踐麼？先烈維護祖國母親的流血鬥爭，不僅是共產黨人的黨性之核，也更含有著寬遠的民族性。所以，不僅老百姓認定他們是救星，連民主和海外人士也欽佩他們的磊落和高尚。
華夏文明五千年，遠比五十多年要漫長得多，也沉重得多，當這滯重而遲緩的曆史車輪帶著巨大的慣性，距今天還有一百多年的時候，中國人站在了20世紀的門檻上，然而卻麵臨著巨大的痛苦和抉擇。救民族之危亡，勢必拒外寇於國門之外；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須打開國門，對外實行開放。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曾有過的強盛，已是昨日消失了的故事。在痛苦的兩難中，李大釗等人將目光轉向了外部世界，尋求到了拯救病弱東土的真經——馬列主義；魯迅則用筆蘸著心血，解剖著民族的劣根性；而毛澤東早已用敏銳的目光發現了問題的所在：徹底地解救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於必須建立一個革命和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權。鬥爭是無比的艱難卓絕，付出的代價也是十分的慘重和巨大。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之後，人們似乎以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而無憂了。然而，此後卻一次又一次地麵臨著新的抉擇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