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一樣，說起山西，很多人都是貧困至極的印象，它的代表形象就是大寨。現在才明白，那是一個人為的政治符號，實在沒有什麼代表意義。一些人想當然搞出來的東西，妄圖以它來堵塞人們追求富足的心路：都一樣窮了，失去了比對目標，人們便會在盲目中滿足於現狀。雖然早先那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革命的最終目標並不是如此，但卻後來偏要如此，真不知是什麼糊塗油蒙了心！
中央電視台曾播放過兩部電視劇，先是《白銀穀》，後是《喬家大院》，拍的精細好看，都在講說著山西的富足以及山西商人的大氣和誠信。按照因襲的觀念，少數人的富足必定是對大多數人的殘酷剝削所致。但在山西卻不是這樣，而是富豪人家的消費極大地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率和整體生活水平，山西商人的巨富，是在千萬裏之外的金融流通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百姓的搶掠和勒索。
麵對山西商人的誠信，真是叫今天的人羞愧而無地自容，山西商人的“大商人心態”，源於地域文化的傳承而鄙薄仕途，他們把商人做得很純粹。中國各地的人心目中社會定位的序列是士、農、工、商，商為最末。而山西人卻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山西人做商人不自卑，是出自心靈的自豪大氣，是一種生發於文化底蘊的正氣。誠信是他們打遍天下的利器。南方商人，譬如徽商，也有不因貪小利而背信棄義的，但不如晉商的紮實和普遍。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彙兌、資金存放的晉商票號，怎麼就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據資料所知，當時的中國金融信托事業，並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製和監督機製，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製。因此，一切的一切，全都依賴於信譽和道義。金融信托事業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今天聽來，仿佛神話一般不可信，但它確實是真的。商業同行之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必備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為中國商業文明，乃至中國人的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中國思想史上曆時久遠的“義利之辨”（很多人認為無商不奸）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我要說的是，山西商人當然是中國人，就是說，在先，中國人還是很講誠信的，問題是，現在的中國人為什麼不講誠信了？誰把中國人的誠信弄沒了？於街上隨便問一個人，沒誰願意丟失誠信！然而你向社會中極目望去，卻獨缺誠信！誰缺？商人？還是百姓？有誰能說得清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