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看到，在永明，綠營甚至進行有計劃的搶劫，“分眾伏於各村外，一更時忽炮聲四起，既遍淫婦女，複將財物卷擄”，“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湘勇有奸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為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種種耳聞目睹之事，使曾國藩對綠營之弊有了深切的感受，他對綠營做了這樣的描摹：
“今日之兵極可傷恨者在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具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以仆所聞，在在皆然。”
從某種意義上說，八旗兵和綠營兵到了清朝後期，簡直成了清王朝這個身體上感染的艾滋病毒，不斷地破壞著免疫細胞。
這樣的免疫係統，不但起不到保護身體的作用，還變成了有害的細胞，確實可悲可哀可怕。大清王朝由這樣的免疫係統保護，不生病不生大病不被體外病毒入侵，才是怪事！
4.各地起義不斷：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
對於任何人來說，如果身體的能量供給係統出現了透支問題，身體的負擔就會不斷加重，即使別的係統沒有大問題，也會“過勞死”！如果再加上身體的免疫係統遭受到毀滅性的破壞，那麼，病症就必然會成為這個人“最親密”的伴侶。
大清王朝的貪汙腐敗，讓老百姓這個能量供給係統不堪重負，再加上免疫係統已經越來越趨向於癱瘓，所以，到了清朝中後期，各個地方起義不斷，真可謂是“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
整個19世紀，大清王朝治下的中國都處於前所未有的動蕩變化之中。八旗鐵騎的驍勇，康乾盛世的富庶，都在嚴重的內部消耗和嚴峻的外來威脅中如煙飄逝，慢慢地成為殘存於後世記憶中的曆史。
隨著統治階級的腐敗和人民負擔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乾隆中葉以後，長期潛伏於民間的各種反清團體，諸如白蓮教、天地會等以及它們名目繁多的支派逐漸活躍起來，零星的個別反抗漸漸發展成為有計劃有組織的起義。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倫領導的清水教（白蓮教支派）在山東首舉義旗，接著發生了甘肅回民新教徒起義。這些起義雖然規模不大，時間不長，此起彼伏，旋興旋滅，但卻揭去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麵紗。
清軍入關後的大清王朝第五代領導人嘉慶皇帝，從他老爸乾隆這位“十全老人”手中接過來的，已經是一副沉重異常的擔子和一片危機四伏的江山。就在他接手父親的領導權後的第一年，一直看起來都很健康的大清王朝忽然就爆發了一場“大病”。
嘉慶元年（1796年），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首先在湖北枝江、襄陽爆發，然後迅速發展到四川、湖北、河南、陝西、甘肅。曆史上稱之為川楚白蓮教起義。大清政府通過征調天下過半的軍隊、耗費銀子2億兩，花了9年的時間才把它鎮壓了下去。
這次起義也成為了大清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從此，各地起義、變亂不斷發生，此起彼伏，殆無寧歲。
在經曆了川楚白蓮教起義的衝擊後，大清這個紙老虎的虛弱被暴露無遺。在這次“大病”中，就連大清的皇宮亦受到了義軍的衝擊。麵對此情此景，嘉慶也隻能無奈而悲涼地慨歎：“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嘉慶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更是一位“苦命天子”。這時候的大清，早已江河日下，就如同生了一場大病後的人，身子非常虛弱。但是，如果你的身體沒有正常的能量供給和強有力的免疫係統，還是會繼續生病，光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隻能治標不治本。在道光一朝裏，盡管統治階層不斷派出軍隊去鎮壓，但各地的起義和反抗反而更加頻繁，幾乎年年都有起義發生。
一個人如果偶爾生場小病，如感冒發燒之類的，對身體的免疫力的維護是有好處的。但是，如果“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那麼，他的身體遲早要垮掉。因為，即使他身體內部的病毒發作起來不致命，身體外麵的病毒也會侵襲進來。